“而且一直在您身边。”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嗡鸣。顾霆琛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手指——他放在膝盖上的左手手指，慢慢收拢了。

“说下去。”

严城翻开文件，推到顾霆琛面前。文件的第一页是一份旧的电话记录单复印件，日期是顾远山出事前三天。记录单上列出了当天进出顾远山私人手机的所有通话号码，其中一个号码被红笔圈了出来。通话时长——十一分钟。

“这个号码的主人，”严城指着那个红圈，“在您父亲出事的同一天，给温羡的离岸手机打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间只有三十秒，但足以传递一句话。三十秒挂断之后，温羡立刻打给了凯撒集团的执行人——这个执行人，就是当年开车撞您父亲的人。”

“他的名字。”顾霆琛的声音没有温度。

严城从文件里翻出另一页，上面是一份工商注册信息复印件，公司的法人代表名字用黑体字印着。

一个名字。

顾霆琛看着那个名字，瞳孔缩了一下。然后他慢慢靠向沙发靠背，闭上了眼睛。

沈默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那页纸，扫了一眼。那个名字他认识——不是因为人，是因为它在星辰集团的董事会名单里挂了二十多年。顾远山时代的财务副总监，后来升任副总裁，在顾霆琛接手公司之后主动退居二线，以“元老顾问”的名义拿一份干薪，每年只在年会上露面。

这几年他住在郊外一栋别墅里，养花钓鱼，偶尔发几条关心年轻董事长的短信。沈默见过那些短信——除夕、顾霆琛生日、公司周年庆，准时准点，措辞和蔼得像个没有任何杀伤力的退休长辈。

“他叫彭岳。”顾霆琛睁开眼睛，“我爸的学弟，同校同系同寝室，差三届。他是顾家资助读完大学的。我爸出殡那天，他抱着我哭了很久。每年清明他都去给我爸上坟。”

严城把那份工商文件翻到下一页，露出一组银行转账记录。时间跨度从顾远山死后第三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最近两年，每隔几个月就有一笔不大不小的款项汇入彭岳的账户。金额不大，但汇款方的名字——是一个已经被沈默注销的壳公司。温羡的那批壳公司之一。也就是说，温羡在被捣毁之前，一直在定期供养出卖顾远山的人。

顾霆琛看着那组转账记录，表情很安静。安静得让沈默想起上次在工业园天台上，他说“回家”两个字的样子。每次顾霆琛真正被伤到了，反而会格外平静。他把那些转账记录叠好，跟电话号码复印件并排放在茶几上，盯着它们，像是在看一个他认识了大半辈子的人忽然从一张纸里露出了另一张脸。

“我爸当年提拔他当财务副总监的时候，我才五岁。他送了我一套乐高。”他说，声音很淡，“那套乐高我现在还留着。”

没人接话。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顾霆琛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城市正在被暮色笼罩，远处的珠江像一条灰色缎带穿城而过。他站在那里，背对着所有人，背影很直。

“我十六岁接手公司的时候，他主动退下来，说他老了，跟不上时代了，不想给我添乱。那年他才四十二岁。四十二岁，他在董事会上说自己是老臣、该退休了，把表决权让给我。我当时觉得他是整个公司最体谅我的人。”

窗外有鸽子飞过，影子掠过玻璃幕墙。

“还查到了什么？”他问，仍然没有转身。

“还有这个。”严城从公文包最底层抽出一个信封，“文先生让我最后再给您这个。”

信封里只有一张老照片，彩色的，比之前温羡寄来的那些都新。照片上是一个酒会，背景里有横幅写着“星辰集团五周年庆典”。照片中央是年轻的顾远山，正跟一个人碰杯。那个人站在顾远山对面，微微躬身，双手托着杯底，姿态恭敬得像一个学生面对老师。就是彭岳。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笔迹是老爷子的：“远山出事前一周，此人单独见过温羡。我有照片，但我不在场。”

顾霆琛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很久。

“所以你父亲当年不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在一点一点地追踪真相，只是永远慢了一步。”

他把照片收进西装内袋，跟那两张便笺放在一起。然后转过身来，面对严城。

“替我转告他一件事。”

“您说。”

“告诉他——那封写了二十三年的信，我收到了。你回程的机票我让助理安排。”顾霆琛说，“但走之前，你帮我办一件事。”

严城坐正了身体。

“彭岳还活着，而且就在广州。我要见他。你帮我引路。不是以顾霆琛的身份——是以文钊信使的身份。让他以为老爷子的人来找他算旧账，他才会怕。怕了，才会说真话。”

严城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看了沈默一眼。

沈默点了点头。严城深吸一口气：“文先生说过，从今天起，我在国内的所有行动听从顾先生和沈默的安排。”

“好。”顾霆琛走回办公桌后面，拿起内线电话，“周助理，把明天上午的会全部取消。”

挂了电话，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翻开那个写着彭岳名字的工商文件，拿起笔，在第一页上画了一个极小的圈。圈里是彭岳的名字，圈外是接下来要走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