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我们一起去北京报到。

温屿安的学校在北京西边，我的学校在海淀，坐地铁要四十分钟。景瑜和萧煜的学校也在海淀，四个人的学校分散在不同的角落，但都在同一个城市里。

我们约好了在北京西站碰头。

我先到的，站在出站口等他们。九月的北京还很热，阳光明晃晃地照在地上，热浪从地面升起来，把远处的建筑都扭曲了。

温屿安是第二个到的。他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他换了一副新眼镜，方框的，比以前的圆框显得成熟了一些。头发也剪短了，露出完整的额头和眉眼。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深蓝色的运动裤，背着那个旧书包，拉链头上的小铃铛还在，晃来晃去地发出细微的响声。

“温屿安！”我冲他挥手。

他看到了我，快步走过来。走到面前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看什么呢？”我问。

“看你。”他说，“你好像晒黑了。”

“北京太阳太大了。”

“嗯。”他笑了笑，“但好看。”

“什么？”

“晒黑了也好看。”

我被他这句话说得心跳漏了一拍，假装镇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嘴巴抹蜜了？”

他没有回答，只是笑着看我。

景瑜和萧煜一起来了。景瑜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萧煜背着一个登山包，两个人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像两个逃难的。

“路野舟！温屿安！”景瑜把行李箱往我们这边一推，“帮我拿一下，我手要断了。”

“你自己不会拿？”我说。

“我是鼓手，手是宝贵的。”

“萧煜你怎么不帮他拿？”

萧煜面无表情地说：“我已经背了一个包了，他的箱子自己扛。”

“你们有没有同学爱？”景瑜哀嚎。

我们四个人站在北京西站的广场上，周围是来来往往的旅客，有人拖着行李箱行色匆匆，有人举着手机在拍照，有人坐在花坛边上打着电话。

我看着他们三个，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动。

从高一到现在，快四年了。我们从南方的小城来到了北京，从高中生变成了大学生。我们还在彼此身边。

“走吧，”我说，“先去吃饭。”

“吃什么？”景瑜眼睛一亮。

“到了北京当然吃烤鸭。”

“路野舟请客！”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提议的。”

“那也应该AA。”

“萧煜你说是不是应该路野舟请？”

萧煜看了景瑜一眼：“你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