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之后的那些动摇，苏砚没有让它持续太久。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靠揣测、靠那点暧昧不明的心绪，是查不出真相的。她需要的是证据。于是那几日，她暂时放下了西厢里那些纷乱的念头，把全部精力，投进了搜证里。

第一个目标，是周维民。

母亲笔记里那个“亦察觉不妥”的监理。一个当年和母亲一样，看出工程问题的关键证人。

苏砚动用了她这些年攒下的、所有能用的关系，托人去查这个人的下落。她查得很谨慎——她不能让陆家，尤其是陆正业，察觉到她在查什么。

可结果，让她心里一沉。

周维民，查无下落。

那人在火灾之后没几年，就从屿城搬走了，此后行踪成谜。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投奔亲戚，有人说他中了风、瘫在某个养老院里，还有人说，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说法五花八门，却没有一条能确切地指向他如今在哪里。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苏砚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她没有放弃，转而去找当年参与过那个工程的其他人——施工队的工人，监理处的同事，甚至是当年在听潮馆附近住过、可能见过什么的街坊。

可她很快发现，这条路，也是堵死的。

那些当年的工人，要么联系不上，要么一听她打听“十年前听潮馆那场火”就立刻警觉起来，支支吾吾，避而不谈。

有一个她好不容易找到的老工人姓刘，当年在听潮馆的工地上做过小工。苏砚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城郊一个老旧的小区里，找到了他。

起初那姓刘的还肯说几句。他说那场火，烧得邪门，说着说着，眼里就露出一点惧色。他说工地上的事，他一个小工，本不该多嘴，可那场火之后，他做了好几年的噩梦……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就被人打断了。

是他的老伴，从屋里出来，警惕地打量着苏砚，硬生生把话头岔开，又不软不硬地，把她请出了门。

苏砚没有强求。她留下了联系方式，想着过两天再来。

可第二天她再去，那扇门，却锁上了。邻居说，老两口连夜搬走了，去投奔外地的儿子，走得急，东西都没怎么收拾。

苏砚站在那扇紧锁的门前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这不是巧合。

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她前头，一个一个地，把这些可能开口的人，都堵上了嘴，或是挪走了。

最后她去了档案馆。

按理说，一场烧死了人、定了案的火灾，相关的卷宗、勘验记录、消防报告，档案馆里总该有备份。这是官方的存档，不是陆家说抹就能抹掉的。

可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查了半天，最后摊了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