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用了一个她做梦都想不到的法子，抢先一步，把它包装成自己的成果，拿下了那个项目。

等她反应过来，去理论，去申诉——

他反咬一口。

说是她“剽窃”了他的思路。还拿出了几份被精心伪造、剪裁过的“证据”——几封被断章取义的邮件，几段被掐头去尾的聊天记录，硬是把“他套她的话”，倒打成了“她偷他的方案”。

那些“证据”做得天衣无缝。

她百口莫辩。

一个“沈知微的女儿”，一个本就背着“手脚不干净”原罪的人，去指控一个清清白白的“老好人”剽窃——

没有人信她。

舆论一边倒。她苦心经营了好几年的名声，一夜之间，又裂了一道大口子。

那一刻，站在申诉无门的境地里，苏砚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她以为自己爬出来了。

可她没有。

只要母亲的冤不翻，只要“沈知微”这三个字还钉在耻辱柱上，她就永远是那个“手脚不干净的沈家女儿”。她头顶上，永远悬着那柄随时会落下的刀。

她不能再等了。

她必须回去。

回到屿城，回到这栋埋着一切的听潮馆，把母亲的清白亲手挖出来。

这是她的根。

也是她唯一能彻底翻身的地方。

可她查了十年，屿城的门，对她始终是关着的。

陆家的势力，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当年的一切捂得严严实实。她连一份当年的火灾勘验记录都摸不到。

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

听潮馆的委托，来了。

委托方开出的条件，不是钱。

是那卷烧毁的《海潮图》的全部原始档案——母亲当年的修复记录，火灾后的残件清单，以及陆家压了十年的、所有相关的文书。

那是她找了十年、找不到的东西。

接到委托的那天，苏砚在出租屋里，对着那份委托函，坐了整整一夜。

她恨这地方。

恨得午夜梦回都喘不上气。

她太清楚，这趟回去意味着什么。那座城，那栋楼，是她十年来反复挣扎着想要逃离的噩梦。回去，就是把自己重新扔进那片烧死了母亲的火里。重新去面对那些曾经把她碾进泥里的人。重新去揭那道结了十年痂、却从未真正愈合的伤。

那一夜，她想了很多。

她想起母亲。想起母亲在脚手架上回眸的那个笑。想起母亲说，阿砚，再破的东西，都值得被好好对待。

她想起那场火。想起自己被人死死拉住，眼睁睁看着那栋楼烧了很久，很久。

她想起那个最冷的冬天。想起她一个人在异乡，所承受的一切。

她也想起陆迟。

那个曾经说要娶她的人。那个后来转身做回陆家少爷的人。那个她恨了十年的人。

回去，她就要重新见到他。

苏砚握着那份委托函的手指，收紧了。

可正因为恨，她才必须回去。

母亲的清白，还压在这栋楼底下。十年了，她跑断了腿，托遍了关系，却连一份当年的勘验记录都摸不到。陆家的网，太密，太严。而这份从天而降的委托——这份能让她名正言顺地住进听潮馆、能让她亲手拿到那些被封存了十年的文书的委托——

是十年来唯一的一把钥匙。

错过这一次，她不知道还要再等多少年。她等不起了。她头顶上那柄叫“沈知微之女”的刀，已经悬了十年。她要亲手把它取下来。

为了这把钥匙。

为了母亲的清白。

哪怕要跟魔鬼坐下来谈。哪怕要和那个她恨了十年的男人朝夕相对。哪怕要重新踏进那场噩梦——

她也认。

天快亮的时候，苏砚在那份委托函的回执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笔落下的那一刻，她对着窗外渐渐发白的天，极轻地，对自己，也对着那个远在屿城的、早已不在人世的母亲，说了一句——

“妈。”

“我回来了。”

“……苏砚。”

对面，陆迟终于开了口，把她从十年的回忆里拉了回来。

苏砚抬起眼，重新看向他。

她脸上那点翻涌的思绪，已经被她用十年练就的本事，抹得一干二净。

“陆先生想说的'正事'，”她平静地开口，“是什么？”

陆迟放下了那杯始终没喝的茶。

他看着她，沉默了片刻，似乎下了某种决心。

“我祖父，上个月走了。”他说，“走之前，留了一份遗嘱。”

苏砚的心，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陆怀山。陆家的老家主。当年把“纵火”的罪名扣在她母亲头上的、那场栽赃背后，真正拍板的人。

死了。

她垂下眼，掩去眼底那一丝复杂的情绪。

一个把别人母亲的命和名声一起踩进泥里的人，死了。她该高兴吗？可她高兴不起来。

死，对那样一个人来说，太轻了。太干净了。

“和您母亲的事，”陆迟的声音，让她猛地抬眼，“也和你有关。”

主厅里，那两杯茶的热气，还在静静地升着。

窗外，海浪一声，一声，拍打着礁石，像是十年前那场大火，至今仍未熄灭的、隐隐的轰鸣。

苏砚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

“那就请陆先生，”她说，“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