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程光启醒了。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靠在廖雪松的肩膀上，而廖雪松的头正枕在自己的头顶上。这个姿势让她愣了一下，然后她的脸慢慢地红了。她轻轻地坐直身体，把廖雪松的头从自己头顶上移开，托着放到了座椅靠背上。

廖雪松没有醒。她睡得很沉，嘴角微微抿着，眉头轻轻皱着，即使在睡梦中也带着那种认真的表情。

程光启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移向窗外。窗外的风景已经变成了东北的平原，辽阔、平坦、一望无际。天空很低，云层压得很厚，像一床巨大的棉被盖在大地上。

火车在中午到达沈阳。

她们出了站，按照事先查好的路线坐上了公交车。沈阳的空气比南方干燥很多，风吹在脸上有一种爽利的触感。程光启把车窗打开，风灌进来，她的头发又飞了起来。但这次她没有像上车时那样兴奋地说个不停，而是安静地看着窗外陌生的街景，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期待。

公交车开了四十分钟，在一个老旧的街区停了下来。廖雪松对照着手机地图，找到了601所旧址的位置。那是一栋灰白色的五层楼房，墙面有些斑驳，窗户框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但建筑的轮廓依然挺拔，像一个上了年纪但腰杆依然笔直的老人。

她们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栋楼。

“就是这里。”廖雪松说。

程光启没有说话。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兴奋的光，是那种在看到很重要的东西时才会出现的、沉静的、带着敬畏的光。

她们穿过马路，走到楼房前面。大门是锁着的，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航空工业某研究所旧址”的字样。廖雪松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位老工程师的电话。

“老师，我们到了。在大门口。”

“我让人下去接你们。”

十分钟后，一个年轻人从楼里走出来，打开了大门。他带着她们穿过一楼的门厅，走上楼梯，一直走到三楼。走廊很长，灯光有些昏暗，两侧的房门上挂着各种标牌，有些是新换的，有些已经很旧了。

走到走廊尽头，年轻人敲了敲门，然后推开了。

房间里坐着一个老人。七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眼睛很亮。他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衫，戴着一副老花镜，面前摊着一大堆资料。看到廖雪松和程光启进来，他摘掉眼镜，站了起来。

“你们就是写信来的那两个小同志？”

“老师好。我是廖雪松，这是程光启。”廖雪松敬了一个军礼，程光启也跟着敬了礼。

老人摆了摆手，示意她们坐下。“不用这么正式，坐。我就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不用敬礼。”

廖雪松和程光启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老人给她们倒了两杯水，然后坐回自己的椅子上，目光在两个人身上来回打量了一下。

“你们信里说，想了解顾总早年在601所工作的情况。”

“是。”廖雪松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笔，“我们想尽可能地多收集一些资料，把顾院士的精神讲给更多的人听。”

老人看着她掏出笔记本的动作，眼睛亮了一下。“你记笔记？”

“记了十年了。”

老人沉默了几秒，然后站起来，走到身后的文件柜前，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他回到座位上，把信封放在桌上，但没有马上打开。

“顾总在601所工作了将近二十年。歼8的很多前期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老人的手放在信封上，指节有些弯曲，指甲有些泛黄，“你们想知道什么？”

“什么都想知道。”程光启说，“他的工作习惯，他跟同事的相处方式，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面对的。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老人看着程光启，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回忆。

“顾总这个人啊。”他慢慢地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在说一件很久远的事情，“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子上。他开会的时候从来不废话，上来就讲问题、讲方案、讲时间节点。底下的人有时候跟不上他的思路，因为他跳得太快了。他脑子里已经把问题想透了，但别人还在第一层。”

廖雪松飞快地记着，笔尖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别人也是这样。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去找他，他不会批评你，会把袖子一挽，跟你一起干。我见过他跟年轻的技术员一起熬夜算数据，一算就是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别人去食堂吃早饭，他还在办公室里面，对着图纸发呆。”

程光启听到这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老人继续说。“三上蓝天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但有一件事可能你们不知道。第三次上天之前，他爱人刚好出差了，家里孩子没人管。他把孩子托给邻居照看，自己上了飞机。下来以后他谁都没说，还是同事偶然间听邻居提起来，才知道这件事。”

廖雪松的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她的眼眶有些发热，但她没有抬头。

老人打开那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沓发黄的纸张。那些纸张大小不一，有些是打印的，有些是手写的，边缘都已经卷曲发脆了。

“这是顾总当年的一些手稿复印件。你们拿回去看看吧。”

廖雪松双手接过那沓手稿，手指微微发抖。她翻开第一页，上面是一张手绘的气动布局图，线条工整、标注清晰，每一个数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图纸的右下角签着一个名字，笔迹刚劲有力。

顾诵芬。

廖雪松看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她想起自己笔记本扉页上抄着的那句话。同样的名字，不同的载体，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在这一刻交汇了。

“老师。”程光启的声音有些哑，“我们能复印一份带回去吗？”

“这些就是给你们的。”老人说，“原稿所里存档了，这些复印件你们拿去，不用还了。”

程光启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力地眨了几下眼睛，把那点湿意压了回去。廖雪松在旁边看到了她的动作，在桌下伸出手，轻轻碰了碰程光启的手指。程光启反握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

她们在老人的办公室里待了将近三个小时。老人讲了很多故事，有些是她们在书上看到过的，有些是第一次听说。他讲顾诵芬在歼8试飞成功后的庆功宴上喝醉了酒，抱着试飞员鹿鸣东大哭。他讲顾诵芬退休以后还经常回所里看看，每次来都不让人通知，自己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他讲顾诵芬晚年视力不好了，但还是坚持每天看书，让老伴把书上的字念给他听。

每一个故事都不长，但每一个都像一颗钉子，把顾诵芬这个人更深地钉进了廖雪松和程光启的心里。

离开的时候，老人送她们到楼下。他站在那栋灰白色楼房的门廊下，阳光照在他的白头发上，亮得有些刺眼。

“你们俩还年轻，路还长。”老人说，“记住顾总那句话，一定要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句话现在可能已经不是最难的了，但精神是一样的。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他。”

廖雪松和程光启并排站好，向老人敬了一个军礼。这一次老人没有说不用敬礼，他站在门廊下，慢慢地举起了右手，回了一个军礼。

那个军礼很慢，很郑重，像是一个时代的接力棒，从一只手递到了另一只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