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

“说什么了？”

陆征沉默了一会儿，“问我在干嘛，吃饭了没有，有没有好好上课。”

林柏舟听着这些话，这些话听起来像任何一个母亲会说的话——问儿子吃饭了没有，上课了没有，过得好不好。但如果她真的只是关心，就不会用擀面杖打他，不会说不让他读书，不会说“别跟那个人来往”；这些话和那些话是同一个人的。她既是他妈，也是打他的人，这两种东西不矛盾，它们同时存在。

“你怎么说的？”林柏舟问。

“说吃了，在上课。”

“她信吗？”

“……不知道。”

两个人沉默了，窗外的风从窗帘缝隙钻进来，凉凉的。林柏舟闭上眼睛，听着下铺的呼吸声，听着自己的心跳，两个声音叠在一起，像在说同一句话，一句说不完的话。

周末，林柏舟回了潮汕。

他到的时候是下午，四姐在车站接他。她瘦了一点，头发扎起来，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接过他手里的包，走在前面。

“妈怎么样了？”林柏舟问。

“明天出院，血压降下来了。”

“她还在生气吗？”

四姐没有回答，她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出了站，上了公交，车上人不多，他们坐在最后一排，窗外的风景从车站变成街道，从街道变成村子。阳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地上，亮晃晃的。

“小弟。”四姐叫他。

“嗯。”

“妈这次晕倒，大姐吓坏了。”

林柏舟没有说话。

“大姐说话有时候不好听，但她不是坏心，她是怕。”四姐转过头看他，“怕你走错路，怕你以后过不好，怕妈身体撑不住。”

林柏舟看着窗外，村子到了，路边的龙眼树结了果，青色的，还没熟。

“姐。”

“嗯。”

“你觉得我走错了吗？”

四姐没有回答，公交车停了，门开了。她站起来，拿起包。

“到了，下车吧。”

母亲躺在床上，靠着枕头，脸色不太好。蜡黄的，嘴唇没什么血色。床头柜上放着水杯、药瓶、一袋苹果。大姐坐在床边，看到林柏舟进来，站起来。

“回来了。”

“嗯。”

“妈，小弟回来了。”大姐弯腰跟母亲说。

母亲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又闭上了；大姐看了林柏舟一眼，走到门口，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他和母亲。

林柏舟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想起小时候他走丢后妈妈哭泣的情景，而现在她闭着眼睛，不看着他，把“疼”藏在眼皮底下。

“妈。”他叫了一声。

母亲没有睁眼，过了一会儿，她伸出手，在床边摸索了一下。林柏舟把手伸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很小，很干，皮肤皱皱的，像晒过的红枣。她握着他，没有用力，只是握着。

“吃饭了吗？”她问。

“还没。”

“保温盒有汤。”

“嗯。”

母亲没有再说话，也没有松开他的手。林柏舟站在那里，握着母亲的手，那只手很暖，比陆征的手暖。但他觉得那只手很重，不是重量，是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