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广州开始热了，不是干干脆脆的热，是黏黏糊糊的热，空气里像泡着水，呼吸都觉得沉。风扇从早转到晚，嗡嗡嗡的，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蜜蜂。林柏舟趴在桌上，手里拿着笔，面前的《文学理论》摊开着，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不是因为热，是因为昨天家里打来的那通电话。

大姐打来的，语气和平时不一样，平时是唠叨，这次是盘问。

“小弟，你跟姐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对象了？”

林柏舟当时正在阳台上收衣服，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听到这话手一抖，衣架差点掉下楼去，“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加陈阿姨女儿的微信？人家都加你了，你忽略掉了。”

“我……没看到。”

“没看到？人家截图发过来了，你点了‘忽略’。”

林柏舟沉默，大姐的脾气他最清楚，她不是二姐，二姐念叨几句就过去了；她是大姐，是家里除了父亲之外最有话语权的人；她认定的事，不会轻易放手。

“小弟，”大姐的声音低下来，不是训斥，是那种“我是为你好”的低，“妈的身体不好，你知道吧？过年前去检查，血压高，医生说要少操心，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你不多操点心，谁操？”

林柏舟攥着手机，指节发白，他想说“我操什么心”，想说“我才二十”，想说“我不是不孝顺”；但他知道说出来也没用。在家人眼里，“孝顺”只有一种定义——听话：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生个儿子。每一步都踩在点上，不能偏，不能错。

“我知道了。”他说。

挂了电话，他站在阳台上吹了好一会儿风。楼下有人在打羽毛球，笑声很大，隔了几层楼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听着那些笑声，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在阳光下，他在阴影里。

陆征从宿舍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两罐可乐，递给他一罐，林柏舟接了，没喝，可乐罐子冰凉冰凉的，外面凝了一层水珠，他用拇指把那层水珠抹掉，又凝出来，又抹掉。

“你姐？”陆征问。

“嗯。”

“说什么了？”

林柏舟犹豫了一下，“问我是不是有对象了。”

陆征没说话，他靠在阳台栏杆上，拉开可乐的拉环，嗤的一声，气泡涌上来，他喝了一口，看着楼下打球的人。

“你怎么说的？”他问。

“我说没有。”

陆征点了点头，没再问，两个人就那么站着，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风从南边吹过来，热烘烘的，带着宿舍楼底下垃圾桶的味道，不好闻，但谁都没走。

“征。”林柏舟开口。

“嗯。”

“你说，我们以后怎么办？”

陆征握着可乐罐的手紧了一下，指节发白，“以后再说以后。”

“我不想听这种话。”

陆征转过头看他，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眯了一下，像被光刺到了。

“那你想听什么？”

林柏舟张了张嘴，想说“我想听你说你不会走”，想说“我想听你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在”……但这些话太长了，卡在嗓子眼，出不来。

“不知道。”他说。

陆征伸出手，把林柏舟手里的可乐拿过去，替他拉开了拉环。嗤的一声，气泡涌出来，比陆征那罐更猛一些，他把可乐递回去，林柏舟接过，喝了一口，冰的，甜中带苦，气泡在舌尖炸开，刺刺的。

“舟。”陆征说。

“嗯。”

“我不会走。”

林柏舟的手指在可乐罐上停住了，水珠从罐壁上滑下来，顺着他的指缝滴在地上。

“你说什么？”

“我不会走。”陆征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星期二”或者“明天可能会下雨”；但他没有看林柏舟，他看着楼下的篮球场，表情很淡。

林柏舟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可乐，罐壁上凝着水珠，一滴一滴的，像眼泪。他用力眨了一下眼睛，把某种涌上来的东西压了回去。

第二天是周六，宿舍里的人都出去了，只有林柏舟和陆征在。这已经成了常态，他们在周末不安排别的事，就待在宿舍里，待在一起。林柏舟坐在陆征的床上靠着墙看书，陆征坐在书桌前写作业，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床上，暖洋洋的。

手机响了。

林柏舟拿起来一看——大姐，他犹豫了一下，接了。

“小弟。”

“嗯。”

“妈让你端午节回来一趟。”

“不是刚开学吗？”

“回来相亲。”大姐的语气不容商量，“陈阿姨那个女儿，你不见也得见，妈说了，你要是不回来，她去学校找你。”

林柏舟握着手机，指节发白，“我……”

“别说了，票我给你买，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