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巴黎，比北京冷得晚一些。

顾深从戴高乐机场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坐RER B线进城，车厢里人不多，对面坐着一个拉大提琴的老人，琴盒靠在座位旁边。老人闭着眼睛，头随着列车的晃动轻轻摆。顾深看了他一会儿，觉得巴黎的地铁和北京的地铁差不多。都是铁轨、隧道、灯。只是站名不一样，人的脸不一样，空气里多了面包的味道。

她在左岸订了一个小酒店，离会议中心不远。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桌子，一扇窗。窗外是灰色的屋顶和一只蹲在烟囱上的鸽子。她放下行李，洗了脸，坐在桌前打开电脑。实验在远程跑，一切正常。林小北发来日志，数据完整，模型稳定。她回复了一个字：“好。”

然后她打开会议日程。明天上午她是第一个报告，九点开始，四十分钟。PPT已经改了三版，最后定稿存在U盘里。她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觉得没问题。关了灯，睡觉。

第二天早上，她七点起床，洗漱，换衣服。穿了那件深灰色毛衣和黑色长裤。她不需要用衣服来证明自己是谁。

会议中心在拉丁区，走路十五分钟。她到的时候还早，会场里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她找到自己的会场，试了投影，翻了翻PPT，然后坐在第一排等着。人慢慢多起来，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种名牌。有人端着咖啡聊天，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在调试自己的PPT。顾深坐在那里，看着这些人，想：他们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坐了飞机、火车、汽车，来到这个房间，听她讲四十分钟。然后他们会回去，继续做自己的事。她的四十分钟，会在他们的记忆里停留多久？也许一天，也许一周，也许永远不会。

九点，主持人介绍她。她站起来，走到讲台前。灯光打在脸上，有点刺眼。她看着台下的人，黑压压的一片，看不清脸。她说：“Good morning.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few-shot learning for anomaly detection in spacecraft telemetry data.”她的英语不快，但清楚。她讲了四十分钟，没有看讲稿，PPT上只有关键图表和公式。她讲技术路线、实验设计、测试结果、工程应用。讲到最后一张PPT的时候，她说：“This is not a black box. Every alert comes with an explanation. You may not trust the model, but you can check the explanation. And if the explanation makes sense, you trust the model a little more.”台下有人点头。提问环节，有人问了一个关于数据分布偏移的问题。她回答了。又有人问关于计算资源的问题。她回答了。没有人问刁钻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她的结果足够扎实，也许是因为欧洲人比中国人客气。她不知道。

报告结束，她走下讲台。Marco在会场门口等她，笑着伸出手：“Excellent presentation. Very clear.”顾深跟他握了手：“Thank you.”Marco说：“下午我们去ESA的巴黎办公室，开个合作启动会。你有时间吗？”顾深说：“有。”

下午的会开了两个小时。双方确认了合作目标、时间节点、交付物。顾深负责算法框架设计，ESA的人负责数据提供和工程验证。Marco问：“你多久能出第一版？”顾深说：“三个月。”Marco说：“这么快的？”顾深说：“不快。框架是现成的，改一下接口就行。三个月已经算了测试时间。”Marco说：“那我们等你的好消息。”顾深说：“不是好消息，是结果。结果出来了，是好是坏，都会告诉你。”

从ESA办公室出来，天快黑了。顾深走在塞纳河边，河水是灰绿色的，和北京那条河差不多。河上有桥，桥上有人，有人在拍照，有人在接吻，有人在看手机。她沿着河走，走到一座桥下，停下来。桥洞里有流浪汉的铺盖，纸箱、睡袋、一个空酒瓶。没有人。她站在那里，听着水声。水声和北京桥下的水声一样汩汩的，不管在哪条河里。

手机震了一下。石天发来消息：“我到了。你住哪个酒店？”顾深发了定位。石天说：“我二十分钟到。”顾深说：“好。”

她转身往回走。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石天已经在了。他穿着黑色卫衣，棒球帽，口罩，站在路灯下。看到她，他把口罩拉下来，笑了一下。顾深说：“你又瘦了。”石天说：“拍戏瘦的。你这几天怎么样？”顾深说：“报告讲完了，会开完了。明天没事。”石天说：“那明天陪我逛？”顾深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