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上午。
顾深到办公室的时候，老周已经坐在工位上了。她没在意，老周总是比她早。他每天六点起床，坐四十分钟地铁，七点一刻到所里，泡一杯茶，摊开电路图，开始画。等顾深八点半到的时候，他已经画了一个多小时了。
她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看论文。昨天arXiv上新出了一篇关于小样本学习在航天遥测数据中的应用，她看到一半，今天想把它看完。
十点左右，她注意到对面很安静。
没有手指划动全息电路图的声音。没有茶杯放在桌上的磕碰声。没有老周偶尔的咳嗽声。他的咳嗽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一直没好利索。每次咳的时候，他会侧过身去，用手捂着嘴，肩膀一耸一耸的。咳完了，转回来，继续画图。
今天没有咳嗽声。也没有其他声音。
顾深抬头看。
老周趴在桌上。脸朝下，胳膊垂在两侧，手指触在地上。姿势和他每天中午睡午觉时一模一样，趴着，脸埋在胳膊里，一动不动。但现在是上午十点，不是中午。
顾深看着他。看了大概五秒钟。
她没有叫他的名字。没有站起来跑过去摇他。她只是在观察。呼吸的起伏——没有。肩膀的微动——没有。手指的抽动——没有。他的右手食指微微弯曲着，保持着握笔的姿势，但手里没有笔。笔在地上，滚到了桌子腿旁边。
什么都没有。
她站起来，走到老周身边。动作很慢，像走进一个她已经知道答案的房间。她伸手碰了一下他的肩膀。
凉的。
不是“有点凉”，是“凉透了”的那种凉。像摸一块放在阴凉处很久的石头。她的手指在那层薄薄的工装布料上停了一秒，然后收回来。
她站在老周身边，低头看着他。他的头发比上个月更白了，后脑勺有一块地方头发很稀，露出头皮。他的肩膀很窄，比他坐着的时候看起来窄得多。他穿着一件洗了很多次的灰色工装，领口有点松，后背上有一道折痕，是趴着的时候压出来的。
顾深知道这一天会来。她从认识老周的第一天就知道。她看着他高压两年了。看他的血压，看他的药，看他抽屉里那张写着“建议进一步检查”但从未去过的体检报告，看他二十三年没休过的年假，看他下午三点钟脸会发红、五点钟脸色发灰。所有信号都在那里，像一盏一直在闪的红灯。她看着它闪了两年。
她知道红灯会灭。她只是不知道哪一天灭。
现在灭了。
她发现一件事：知道一个人会死，和这个人真的死了，中间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叫“可能性”。也许他会去做检查，也许他会按时吃药，也许他会少加一点班，也许他会撑过今年、明年、后年。你知道概率很小，但你不愿意把它清零。
现在清零了。薛定谔的盒子打开了，事情坍缩到了一个悲伤的结果。
她没有哭。她的手没有发抖。她的心跳没有加速。她的脑子很清醒。她只是在确认一个事实：老周用完了。
她站了一会儿。大概一分钟，也许两分钟。然后她走回自己的工位，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行政处的号码。
“赵姐，老周……周老师在工位上。我觉得他可能……你叫一下医务室的人上来。”
行政处的人来了。医务室的人来了。领导来了。有人叫了救护车。有人把老周从桌上扶起来，放在地上。有人做心肺复苏。有人喊“让一让”。有人拉着顾深问“他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
顾深站在人群外面，看着他们忙。
老周躺在地上，脸朝上。他的眼睛闭着，嘴巴微微张开，像睡着了一样。有人在他胸口按压，一下，一下，一下。他的身体随着按压的节奏一弹一弹的，像一块没有生命的材料。
顾深知道没有用。但她没有说。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救护车来了。人抬走了。工位空了。椅子歪在一边，笔还在地上，茶杯里的水还没凉。茶杯是老周用了很多年的那个，白色陶瓷，杯壁上有一道裂纹，用胶带缠着。杯盖上落了一层灰。
顾深回到自己的工位，坐下来。
她没有马上开始工作。她坐在那里，看着对面空了的椅子。椅子上的坐垫是老周自己缝的，蓝色格子布，边缘已经磨毛了。坐垫中间有一个屁股形状的凹陷，是老周坐了二十三年压出来的。
她开始想。
事实是什么？老周死了。不是“走了”，不是“离开了”，是死了。他的心脏不跳了，他的肺不呼吸了，他的手指不会再划全息电路图了。他的工位会在几天内被清空，他的茶杯会被扔掉，他的坐垫会被换掉。新来的人会坐上去，放一盆多肉植物，然后开始他自己的倒计时。
她想要什么？她想要老周活着。这个“想要”现在不可能实现了。不在她能控制的范围内。从老周第一次忘记吃药开始，从他拿到体检报告没有去复查开始，从他在外场连续工作三十六个小时开始，这件事就已经不在任何人的控制范围内了。她能控制的是什么？她能控制自己怎么记住老周，怎么处理老周留下的东西，怎么把老周教给她的东西用下去。
她生气吗？不生气。对谁生气？对系统？系统就是这样设计的。它需要人。人来了，被用，用完了，换下一个。老周知道这件事，她知道这件事，系统也知道这件事。没有人在骗谁。对老周？老周自己选择不去检查。他说过：“查出来又怎么样？该干的活还是得干。”他不是不在乎，他是觉得“知道了反而烦”。这是他的选择。她尊重他的选择。对自己？她改变不了任何事。她不能替老周吃药，不能逼他去做检查，不能把他从工位上拖走。她能做的都做了——提醒过他，给他带过降压药，在他咳嗽的时候问过“要不要去医院”。他每次都摆手。她能做的只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