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弹指一挥间。

北境的风还是那么大，雪还是那么厚，但很多东西都变了。

流民营从当初几百人的破窝棚，变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小镇。

镇上有街道、有店铺、有学堂，甚至还有一家茶馆。

茶馆的老板是当年那个给我下跪的老人，姓李，他儿子从京城回来后，一家人就在北境扎了根。

茶馆的牌匾是萧时砚写的，四个大字——“北望归处”。

李老板逢人就说，这是萧将军亲笔，字值千金。

春兰也变了。

她不再每天蒙着脸绣花，而是成了流民营的大管家。

谁家缺米、谁家孩子生病、谁家的房子漏雨，都来找她。

她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的笑容比在京城时多了不知多少倍。

她还是会哭——上次流民营一个孩子发高烧，她守了一整夜，孩子退烧的时候，她哭得比孩子他娘还厉害。哭完抹把脸，又去忙别的了。

我也有了自己的房子。

不是军帐，是一间土坯房，在营地边缘，靠着流民营。

春兰和我住在一起，她睡里间，我睡外间。

屋子里有一张书案，上面堆满了账册、信件和星图。

墙上挂着一把弓——萧时砚给我做的那把，轻竹弓，我用它打过几只野兔，箭法还是很烂，但已经不会射到天上去了。

萧时砚的画案上，星图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

每年秋天他都会画一张新的，北斗的位置逐年偏移，他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每一张的右下角都标着同一行小字——“给沈霁微”。

我一张也没扔，全收在木匣里，和沈琬的信放在一起。

沈琬的信三年间从未间断。

每月一封，有时长有时短，但从不迟到。

她的绣坊越开越大，徒弟从九个变成了二十几个，还收了几个男徒弟。

她在信里说：“男人也能绣花，只要手巧心细，绣出来的东西不比女人差。”

她的字越写越好看，从前那种生硬的笔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畅的、带着兰花香气的圆润。

但她从来没有说过要回北境。

直到那天。

那天是初秋，天高云淡。

我站在新修的城墙上，望着南方连绵起伏的丘陵。

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排成人字形，朝南飞去。

春兰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手里举着一个油纸包，脸上的表情不是平时的笑，而是一种又惊又喜的慌乱。

“小姐！江南来信了！二小姐的！”

我接过信，拆开。

信封里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

“姐姐：

我要来北境。

不是路过。

是回来。

琬。”

不是路过。是回来。

我把信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沈琬要回来了。

不是路过北境顺便看我，是回来。

回到北境，回到我身边。

那个在沈府角落里低着头、抿着嘴、恨所有人的少女，那个在江南水边种兰花、开绣坊、收徒弟的女子，她要回来了。

“春兰。”

“在！”

“沈琬要回来了。”

春兰愣了一瞬，然后眼眶红了，然后眼泪掉下来了，然后她一边哭一边笑一边说：“奴婢去收拾屋子！二小姐住哪儿？住咱们这儿？奴婢把里间腾出来！”

“不用腾。让她住我的书房，我去和萧时砚商量，在营地给她单独盖一间。”

“那奴婢现在就去准备被褥！”

春兰擦着眼泪跑下了城墙。

我站在城墙上，手里攥着那封信，看着南方。

远处的官道上，一队商队正缓缓驶来，扬起一路尘土。

不是沈琬。她还要半个月才能到。

但这半个月，会比三年还长。

半个月后，沈琬到了。

那天北境刮了大风，黄沙漫天，十步之外看不清人影。

春兰在镇口等了一个上午，被风吹得站都站不稳，还是不肯回去。

我让周放带人去接，说一定要把人安全接到。

午后，风小了些。

我站在营地门口，远远看到一队马车从黄沙中驶出来。

领头的那辆马车青布帷幔，很朴素。

马车在营地门口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