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雨桐，你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第二天上午，苏雨桐推开陈景明办公室的门，看到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大摞文件。陈景明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指着那摞文件说：“这些是我一辈子的心血。现在你把这些材料连同你查到的证据一起提交给国际数学联合会和国内相关部门。我已经联系了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学术伦理委员会主席，他们愿意在下个月的全体会议上正式讨论这个案子。”

苏雨桐问他三十年前为什么不把这些数据交出去。陈景明说他交过，当时他拿着那摞手稿走进学术委员会办公室，秘书让他把材料放在桌上说教授们会看。他在门外等到天黑，没有人叫他进去。三周后所有材料被原封退回，附了一张便签写着“本会不受理私下指控”。现在不同了——苏雨桐在峰会上公开举证之后，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动联系了他，说愿意重启当年被驳回的案件。

“丫头，你知道我为什么从第一天就在帮你吗。”陈景明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把手放在那摞文件上，“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三十年前的我。区别是，三十年前我只有一个人，而你现在身边有江俊浩，有顾老板，有媒体，有舆论，有纪检部门。更重要的是，你有我没有的东西——你从来不犹豫。”

苏雨桐抱着那摞文件走出办公楼的时候，阳光很亮，照在北大数学系的老楼上。她忽然觉得怀里这摞文件不重——不是因为纸轻，是因为她不是一个人。她拿出手机给江俊浩发了条消息：陈教授把所有证据都交给我了。下个月国际数学联合会全体会议，正式提交环球基金案。

江俊浩秒回：顾老板那边也准备好了，他在新加坡的旧同事愿意出庭作证。

苏雨桐站在数学系门口的银杏树下，仰头看着光秃秃的树枝。春天还没到，但枝头已经冒出了细小的芽苞。她把陈景明的文件往怀里拢了拢，背上书包往校门口走去，在群里回复了一条：那就正式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