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冬天比北京湿冷得多。苏雨桐和江俊浩在青羊区一条老巷子里找到了那个邮戳上的地址——不是居民楼，是一间开了二十年的旧书店。书店老板姓顾，六十多岁，戴着一副镜片厚得像瓶底的眼镜，正蹲在门口用湿布擦书架上的灰。看到苏雨桐推门进来，他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把湿布往水桶里一扔，站起来说了句只有知道内情的人才会说的话：“你比我预想的早到了三天。”

苏雨桐把那个牛皮纸笔记本放在柜台上。顾老板看了一眼笔记本，没有伸手去拿，而是转身走进书店后面的小隔间，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铁皮箱子。箱子上贴满了各种快递单和海关标签，最新的一张贴着开曼群岛的邮戳。

他把铁皮箱子放在柜台上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个档案袋。每一个档案袋的封面上都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和一组编号，编号的格式和环球基金内部备忘录上的完全一致。苏雨桐随便打开一个档案袋，里面是一份完整的个人学术履历，附着一页手写的评估笔记，笔迹和那个牛皮纸笔记本上的一模一样。评估的内容不是学术水平，是四个字：可收买性。

顾老板摘掉眼镜用衣角擦着镜片，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定在潮湿的空气里：“我三十年前是环球基金亚太区的档案管理员，负责给每一个被收买的学者建档。那些编号就是他们的收买优先级。沈崇明是H级，周教授是Q级。最高等级是Z——只有一个人。”

他停了一下，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面的目光穿过三十年时光落在苏雨桐身上：“那个Z级，就是现在环球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官方文件上留过全名，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钟楼’。”

江俊浩问钟楼是什么意思。顾老板说他见过一次那个人的背影，当时在环球基金总部大楼的顶层会议室里隔着磨砂玻璃。那个人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最里面的房间，门牌号码后面挂着一个很小的黄铜铃铛。从那以后，档案系统里所有和最高决策者有关的备注都用了一个代号。

他翻开最底下一个档案袋，抽出一张泛黄的内部备忘录，右下角签着一个字母：H。

和在开曼群岛注册文件上被数据清除协议差点覆盖掉的那个签名一样。原始文件上的签名和苏雨桐查到的一模一样——数据清除协议只比他们快了一步，但这一步的差距现在被顾老板的铁皮箱子补上了。

苏雨桐问他为什么等了三十年才把这些交出来。顾老板坐到书店里那张老旧的藤椅上，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以前举报过，没用。三十年前我刚满三十岁，在新加坡入职环球基金当档案员。当时我以为那只是一家普通的学术资助机构。直到第三年我注意到一个异常的经费流转记录——一笔本该拨给东南亚某大学实验室的款项，在审批环节被挪用，档案里的备注写的是‘暂停资助’。后来我发现几乎每个同等级的学者，在校内也登记过同样数额的捐赠。那笔捐款的数额和他被暂缓的课题经费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他们把本该给的经费扣掉，再用捐款的形式还回去，让课题主持人对他们感恩戴德。他因此错过了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先发窗口期，直到去世都没能完成那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