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上午，苏雨桐接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是一串乱码，加密过的。电话那头的人用变声器说了句话：“苏小姐，峰会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环球基金对您这样的人才很感兴趣。如果您愿意停止目前的调查，我们可以为您提供终身科研资助，金额没有上限。”

苏雨桐站起来走到窗前，声音平稳地问：“你把我看成什么了。”

对面停了一秒，大概没想到她第一句不是问金额，也不是拒绝，而是反问。

“您可以把这理解为一个善意的邀请。”变声器后面的声音依然平稳，但节奏慢了，像是在重新评估措辞。

“你们怕什么。”苏雨桐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然后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我们怕的不是你查到我们，是怕你查到之后，还有更多人跟你一样开始查。”电话挂断了。

苏雨桐把手机放在桌上，手心有一层薄汗。她知道自己已经摸到了环球基金真正忌惮的东西——他们害怕的不是她一个人的调查能力，而是她作为一个公开案例引爆整个年轻学者群体觉醒的力量。她把这个想法发给江俊浩，他看完之后给了判断：你已经是公共资源了。公共资源受舆论保护。所以下一步要做的不是秘密调查——是把一切公开。

苏雨桐弯腰从草稿本上撕下那页写着环球基金的纸，夹进猎杀名单那份卷子背面。然后她给江俊浩打了两个字：公开。

苏雨桐决定公开全部证据的那天，北京的天气很好。

她和江俊浩在北大数学系的小会议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把过去几个月搜集到的所有材料按时间线整理成一份完整的电子档案——从林若涵月考作弊的通话记录，到省赛三次驳回的操作日志，到国赛信号接收器的定位数据，到沈崇明境外基金会资金的洗白记录，再到周教授课题组经费的关联图谱。所有材料的时间、来源、关联性、可查证的交叉印证均标注清楚，层叠分明。

晚上八点，苏雨桐把这封邮件发给了五家媒体的公开举报邮箱。邮件标题只有一行字：关于环球基金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系统性腐败的公开举报及证据清单。

发完邮件之后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长出一口气。江俊浩坐在旁边把最后一杯热可可推到她手边，问她紧张吗。苏雨桐说不紧张，她怕的是他们不回应。只要他们回应，就会有更多人看到那些证据。只要有人看到，就会有更多人开始追问。

第二天早上，五家媒体中有三家在头版或首页刊发了相关报道。上午十点左右，相关部门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表示已收到举报材料并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