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吧。”

沈渡倒了一杯酒，端起来，没喝。他看着那杯酒，酒映着灯光，黄澄澄的。他在那杯酒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老了，眼角有皱纹了，鬓角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他又长了一岁，林泽没有。林泽永远停在二十四岁了。莫淮竹也在长，一年一年地长，长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把那杯酒喝了。

两个人喝到半夜，酒喝完了，菜也凉透了。沈渡站起来，把林泽碗里的菜倒在外面雪地里，把碗收了。老刘头也站起来，把莫淮竹碗里的菜倒了，把碗收了。两个人在灶房里洗了碗，谁都没说话。水声哗哗的，碗在手里滑了一下，差点摔了。老刘头赶紧接住，看了看，没碎。他把碗摞好，放在碗柜里。

“老刘头，去睡吧。”

“嗯。你也早点睡。”

两个人出了灶房，一个往书房走，一个往门房走。雪下了一整天了，地上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老刘头走得很慢，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他进了门房，没点灯，摸黑脱了棉袄，躺下来。窗外的风呜呜地响，雪沙沙地打在窗户纸上。他闭着眼，听着那些声音，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莫淮竹。快两年没来了。他是不是不来了？不会的，他答应过的。他说过“我还会来的”，他说话算话。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走不开。也许是受伤了，也许是生病了，也许是被什么事缠住了。等他好了，他就会来。

正月初三，老刘头病倒了。

不是大病，就是着了凉，咳嗽，发热，浑身没劲。他躺在门房旁边那间小屋里，盖着被子，捂着汗。沈渡来看过他，给他请了大夫。张大夫来了，摸了摸脉，说不要紧，着凉了，吃几副药就好了。药抓了，老刘头吃了，第七天才好。

好了以后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条裂缝还在，从这头到那头，弯弯曲曲的。他看了那条裂缝好一会儿，起来，穿好衣服，去灶房烧水。水烧开了，他沏了一壶茶，端到门房，坐下来。茶杯是热的，他用手捂着，看着门口。

门口没有人。街上的雪化了，泥泞一片。几个小孩在泥地里踩水坑，踩得污水四溅，笑声尖尖的，脆脆的。老刘头看着那些小孩，忽然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小孩了。他病了七天，好像过了七年。七天里，世界变了很多。雪化了，天暖了，春天快来了。

二月的时候，桃树的枝头鼓起了花苞。比去年多，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像一群要说话的嘴。老刘头上山去看了一次，蹲在树跟前，摸了摸那些花苞。硬硬的，鼓鼓的，像要撑破了。

“快了，”他说，“快开了。”

他站起来，看着那两棵树。它们又长高了，比他高了整整一个头。枝杈伸开了，像两把撑开的伞。他站在树下，风吹着他的衣裳，凉飕飕的。

“林公子，快开花了。今年开得比去年多。你好好看。”

他转过身，下山了。走到半路，他停下来，回头看。桃树在风里摇着，花苞在枝头颤着。他看着它们，看了好一会儿，转回去，继续走。

三月初三，上巳节，桃树开了花。今年开得比去年更多，满枝满杈的，粉白色的花瓣，密密麻麻的，把整棵树都裹住了。从远处看，像两团粉白色的云，飘在半山腰。老刘头上山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那两团云。他站在半山腰下，看了好一会儿，才继续往上走。

走到坟前，他蹲下来，把供台上的落叶和土擦干净了。供台上摆着那面铜镜和那支笔，镜子更花了，笔杆上的字已经完全看不清了。老刘头用袖子把镜面擦了擦，又拿起那支笔，在手里端详了一会儿。笔杆上还有刻痕，但认不出是什么字了。

“林公子，笔上的字没了。我认不出了。你认得出吗？你应该认得出。你刻的，你肯定认得出。”

他从怀里掏出两块月饼，放在供台上。月饼是去年留下的，硬得像石头，咬不动了。但他还是带来了。带来就是心意，吃不吃得动不重要。

“林公子，花开了。你看到了吧？”

风吹过来，桃树沙沙地响。他蹲在那，听着那个声音。花瓣从树上飘下来，一片一片的，落在他的头上、肩上、膝盖上。他不躲，让它们落着。

他想起莫淮竹走的时候说——“老伯，我还会来的。”他等了快两年了。他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但他会一直等。等他来，等他从那条路上走过来，从北门进来，走到门房门口，叫一声“老伯”。他会给他下面，给他沏茶，跟他说话。说什么都行。说林公子，说桃树，说那面镜子，说那支笔。说什么都行。只要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