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棵桃树种下去以后，老刘头隔几天就上山去看一次。不是怕树死了，是想去看看。看看坟，看看树，看看那几棵松树，看看山下的泽州城。他每次去都带一壶水，浇在树根上。树苗小，根浅，不浇怕干死了。他知道桃树没那么容易死，但他浇了才放心。

三月的时候，桃树发芽了。枝杈上那些鼓鼓的小包裂开了，露出里面嫩绿色的芽尖。芽尖很小，比米粒大不了多少，但它们是活的，是绿的，是春天的东西。老刘头蹲在树跟前，用手指轻轻摸了摸那些嫩芽，滑溜溜的，软软的，像摸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的皮肤。

“林公子，发芽了。”他说，“再过些日子，就能长叶子了。”

风吹过来，树枝摇了摇。那两棵树比种的时候高了一些，也粗了一些。不是真的高了粗了，是老刘头心里觉得它们高了粗了。种树的人看树，一天一个样。其实树没长那么快，是看树的人心太急了。

沈渡也来看过几次。他不像老刘头那样经常来，他忙，隔个十天半个月来一次。来的时候也不做什么，就是站在坟前，站一会儿，看看那两棵树，看看那座坟，然后转身下山。有时候他会带一壶酒，倒在坟前。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站着。站够了就走。他不跟林泽说话，他觉得林泽不需要他说话。林泽活着的时候他们就不怎么说，死了更不用说了。不说话也能待在一起，待一会儿，各待各的。

清明节那天，天阴着，没下雨，也没出太阳。灰蒙蒙的，不冷不热。

老刘头天没亮就起来了。他蒸了一锅馒头，炒了两个菜，又煮了一壶酒。他把这些东西装在篮子里，盖上一块蓝布，提着出了门。沈渡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手里提着一摞黄纸和一大把香。两个人上了北山。

上山的路泥泞不堪，前几天下过雨，地上全是泥浆。老刘头的鞋陷进泥里，拔出来的时候鞋底粘了一大坨泥，走一步重一步。沈渡走在他前面，时不时回头看他一眼。老刘头摆摆手，意思是没事，你走你的。

到了坟前，两个人把东西放下。老刘头把菜和馒头从篮子里拿出来，摆在坟前，摆了三样——馒头、青菜、豆腐。酒倒了两碗，一碗放在坟前，一碗自己端起来。

“林公子，”他说，“今天清明，来看看你。这酒是今年新酿的，你尝尝，不苦。”

他把碗里的酒洒在地上，酒渗进土里，洇开一片深色的印记。沈渡把黄纸点着了，火苗蹿起来，纸灰飞得到处都是。他又点了三根香，插在坟前。香烧得很快，青烟袅袅的，升到半空中，散了。

那两棵桃树已经长了不少，枝杈上的叶子展开了，嫩绿嫩绿的，风一吹就沙沙地响。老刘头站在树跟前，看着那些叶子。叶子不大，比他的拇指大不了多少，但已经能看出桃树叶子的样子了——尖尖的，边上有细锯齿。他伸手摸了摸，叶子凉丝丝的，滑溜溜的，上面有一层细细的绒毛。

“长得好，”他说，“再过两年就能开花了。”

沈渡站在坟前，看着那两棵树。他没说话，他在想——花开了会是什么样子？粉的？白的？他没见过这山上有桃花，这片山坡都是松树和野草，从来没人在这里种过桃树。老刘头是第一个。他在这里种了两棵桃树，给一个死了的人看。那个人喜不喜欢桃花？他不知道。老刘头也不知道。但老刘头觉得他喜欢。年轻人嘛，谁不喜欢花呢？红的白的粉的，看着就高兴。沈渡站在那，忽然想起一件很小的事。林泽在的时候，有一次老刘头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枝桃花，插在瓶子里，放在偏院的桌上。林泽看到那枝桃花，笑了。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那种——真的高兴的笑，眼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他端着那枝桃花看了半天，说了一句“真好看”。就这一句。老刘头记着了。他记着了，就种了两棵桃树。他不知道林泽能不能看到，但他觉得他能。他在那边能看到这山上的一切，看到这两棵树，看到它们发芽、长叶、开花。他也许不能下来摘一枝插在瓶子里了，但他能看到。

老刘头在坟前坐了一会儿，把带来的东西收了。馒头剩了两个，菜也剩了一些，他包起来，带下山了。不是林泽吃不了，是他觉得林泽吃过了。摆过了，就算吃过了。他信这个。

清明节后没几天，老刘头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着了凉，咳嗽，发热，浑身没劲。他躺在门房旁边那间小屋里，盖着被子，捂着汗。沈渡来看过他，给他请了大夫。张大夫来了，摸了摸脉，说不要紧，着凉了，吃几副药就好了。药抓了，老刘头吃了，第三天就好了。好了以后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弯弯曲曲的。他看了那条裂缝好一会儿，忽然想起林泽走的那天晚上，他也是这样躺着，看着天花板，听着外面的风声。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天亮。他撑到了，天亮了，他起来了，穿好衣服，去灶房烧水，给林泽擦身子。那是他最后一次给林泽擦身子。

老刘头病好了以后，又去了一趟青云观。

陈道长正在大殿里念经，看到他进来，停了下来。

“刘老哥，添油？”

“添油。”

陈道长领着他走到那盏长明灯前。灯还亮着，火苗不大，安安静静地烧着。油下去了一半，老刘头从陈道长手里接过油壶，慢慢地往灯盏里倒。油倒到七分满，停了。

“陈道长，”他说，“这灯，我要是哪天不来了，你还帮我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