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更难。

第一年的困难是看得见的——没钱，没人，没客户。

第二年的困难是看不见的——方向不对，模式有问题，投资人的耐心在消耗。

他们的产品上线了半年，用户增长很慢。

不是产品不好，是市场还没有准备好。

企业服务软件需要教育客户，而教育客户是一件很慢很贵的事。

他们烧了一百万做推广，换来的用户寥寥无几，而且大部分在试用期结束后没有付费。

投资人的脸色开始不好看了。

之前说好的A轮融资，估值砍了一半，条件加了一大堆。

陆时衍和合伙人吵了三天，最后还是签了。

不是因为他觉得条件合理，而是因为他没有选择。

公司账上的钱只够撑四个月了，如果不签，四个月后全员失业。

签完协议的那天晚上，

他一个人去了公司楼下的烧烤摊。

他点了三十串羊肉，一瓶啤酒，一个人坐在那里吃。

北京的夏天很热，烧烤摊的烟雾熏得他眼睛疼。

他吃着吃着，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不是因为委屈。

是因为他想起了陈知予。

不是想念，是想起。

想起他们在深圳的时候，也经常去吃烧烤。

她喜欢吃烤茄子，他喜欢吃烤羊肉。

她每次都会说“少放辣”，他每次都会说“变态辣”。

两个人吃不到一起去，但每次都会一起去，

因为她喜欢看他被辣得龇牙咧嘴的样子。

他拿起手机，打开她的朋友圈。

她今天发了一张照片，是一盆薄荷，配文是“长得真好”。

他看了几秒钟，点了个赞，然后退出来。

他没有发消息。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我想你了”太轻浮，说“我很难”太矫情，说“你最近好吗”太虚伪。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交集。

他不是她的男朋友，不是她的朋友，甚至不是她的普通朋友。

他只是一个她曾经认识的人，一个躺在微信列表里偶尔点赞的陌生人。

他吃完了烧烤，喝完了啤酒，扫码付了钱，走回公司。

公司里还有灯亮着。

老周在改代码，小王在写方案。

他看到他们，心里忽然有了一点力气。

不是因为他觉得事情会变好，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他有合伙人，有团队，有那些相信他、跟着他从零开始的人。

他不能倒下，因为他倒下了，他们也会倒下。

“回来了？”老周头都没抬。

“回来了。”

“融资的事定了？”

“定了。”

“条件怎么样？”

“不好。”

“多不好？”

陆时衍沉默了一下，说：“估值对半砍，董事会加两个投资人席位，我们的投票权不到百分之四十。”

老周的手停了下来。

他抬起头，看着陆时衍。

他的眼睛里有血丝，下巴上有胡茬，看起来像一个三十岁但看起来像四十岁的男人。

“你签了？”老周问。

“签了。”

“你疯了。”

“我没疯，”陆时衍说，“不签的话，四个月后我们就要关门。签了，我们至少还能活一年。一年时间，我们可以证明给他们看，我们是对的。”

老周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笑了。

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笑。

“行，”老周说，“那就干。”

“那就干。”

陆时衍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工作。

他不知道的是，在两千公里外的深圳，有一个女人也在加班。

她刚升了主管，正在带新人做方案。

她偶尔会想起他，但频率已经从每周变成了每月。

她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不知道他的公司快没钱了，不知道他在烧烤摊上一个人喝了一瓶啤酒。

她只知道，他还在北京，还在做他的公司，还在发那些“加班”的朋友圈。

他们的人生，像两条曾经交汇过的河流，现在已经流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也许永远不会再交汇了。

也许在某一个入海口，他们会再次相遇。

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现在，他们只需要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