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周五的晚上。

陈知予加完班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

她洗了澡，躺在床上，本来想再看一会儿手机，但眼皮沉得像灌了铅。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几乎是瞬间就沉入了睡眠。

然后她做了那个梦。

不，那不是梦。

那是命运给她看的一部电影。

一部关于她未来五年的、高清的、4K的、无法快进也无法暂停的电影。

梦里的她，在一个产房里。

她躺在产床上，双腿被架起来，阵痛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过来。

她浑身都是汗，头发湿透了贴在脸上，嘴唇干裂，嗓子已经叫哑了。

护士把一张纸递到她面前让她签字，她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家属呢？”护士问。

“没有家属。”她说。

她不敢告诉妈妈，她走了一条老路。

声音不像她的，像别人的，像一个快要溺死的人在水里发出的声音。

护士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把笔递给她。

她签了字，歪歪扭扭的，最后一个字的笔画拖出了纸面。

她在产房里疼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旁边的产妇换了两个，第一个生完推走了，第二个也生了，只有她还在那里。

胎位不正，医生说可能要剖腹产，让她再等等。

等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快死了。

孩子终于生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力气哭了。

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给她看，小小的，皱巴巴的，脸上还有血。

她看了一眼，笑了，然后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她在病房里，旁边没有人。

床头柜上放着一杯凉透了的水和一个面包。

她拿起水杯喝了一口，凉的，牙齿发酸。

她把水杯放下，侧过头去看旁边的小床。

孩子睡着了，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很轻。

她伸出手去碰了碰孩子的手指。那么小，像一颗花生。

花生一样的手指抓住了她的指尖，力气大得出奇。

她想，值得。这一切都值得。

然后梦开始加速。

她看见自己出了月子就去上班了。涨奶的时候躲在厕所里用吸奶器，外面有人在催她开会。

她把吸奶器藏在一个不透明的袋子里，抱在怀里走出厕所，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

她看见自己半夜爬起来喂奶，困得眼皮都睁不开，孩子哭她也哭，哭着哭着又觉得好笑，一边笑一边掉眼泪。

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轻轻地拍，拍着拍着孩子不哭了，她也不哭了。

她低下头，在孩子毛茸茸的头顶上亲了一下。

她看见自己发着四十度的高烧，抱着同样发烧的孩子在医院排队。

前面还有三十几个人，她靠在墙上，感觉自己随时会倒下去，但她不敢倒，因为怀里还抱着一个。

孩子在哭，她也想哭，但她告诉自己不能哭，哭了就更没有力气了。

她看见自己一边改方案一边用脚摇婴儿床。

床是二手的，摇起来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

她把方案改完，发送，然后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

她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两秒钟就睡着了。

她妈从老家来了。

六十岁的女人，高血压，每天帮她带孩子、做饭、打扫卫生。

她有一次深夜回家，看到她妈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孩子的袜子。

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无声地哭了很久。

第二天她妈什么都没说，只是早饭多给她煮了一个鸡蛋。

她升职了。

从专员到主管，从主管到经理。

每一次升职都伴随着更长的加班、更大的压力、更多的应酬。

她学会了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学会了在甲方面前点头哈腰，学会了在同事的冷言冷语里微笑。

她变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不像从前那个会因为一朵花开而开心一整天的女孩。

孩子三岁的时候，她妈累倒了。

腰椎间盘突出，疼得下不了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