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那么站着，低头看着病床上的黑嘉宁，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像是在无声地说着什么——也许是一个名字，也许是一句祈祷，也许只是某种只有她自己才懂的语言。

她伸出手，极轻极轻地碰了碰黑嘉宁的额头。那动作轻得像是在碰一件随时会碎的瓷器，手指刚触到皮肤就收了回来，像是在试探温度，又像是在确认这个人还真实地存在着。

她没有说话。

从头到尾，她没有说一个字。

但柳殷看到她眼里的那些眼泪，终于还是没有忍住，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落在病床白色的被单上，洇开一小块一小块的深色。

那个高个子男人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只是静静地站着。他的目光落在那个中年女人身上，落在她颤抖的肩膀上，落在她无声流泪的脸上，眼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心疼，不是担忧，更像是一种见惯了这种场景之后的、沉默的陪伴。

几分钟过去了，也许更长。在这个房间里，时间是一种很难衡量的东西。

中年女人终于直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手指轻轻按了按眼角，把那些泪痕擦掉。她转过身，看向柳殷。

那一瞬间，柳殷看到她的表情变了。

不是惊讶，不是意外，而是——某种被时间浸泡过的、沉在心底很久很久的东西突然翻涌上来的样子。她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一些，瞳孔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像深潭的水面被投入了一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

她在看柳殷的脸。

好像在辨认，在确认，在把她记忆中的某张脸和眼前这张脸做对比。她的目光在柳殷的眉眼间停留了很久，久到柳殷觉得那张脸被那双眼睛看得有些发烫。

然后她开口了。

“柳姑娘，是你救了我们家阿宁啊。”

她的声音不像柳殷想象的那样。柳殷想象过一个五十岁女人的声音——可能沙哑，可能尖锐，可能带着岁月的沧桑。但她的声音很柔，像一匹被洗了很多次的丝绸，虽然旧了，但那种柔软的、贴身的质感反而比新的更好。那个声音里带着一种天然的、让人想靠近的温度，像冬天壁炉里的火，不灼人，但暖到了骨头里。

柳殷从椅子上站起来，膝盖因为坐了太久而有些发软，她扶了一下床尾的栏杆稳住自己。

“是的。”她说，然后顿了一下，因为她意识到这个女人叫的是“柳姑娘”，不是“这位姑娘”，不是“你好”，而是“柳姑娘”。

一个陌生的女人，准确地叫出了她的姓。

“阿姨认识我？”

中年女人看着她，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眼泪。那个表情太复杂了，复杂到柳殷觉得自己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读懂。

“认识。”她说，声音轻轻的，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那眼神里的东西一点都不平常，“阿宁念叨了你十年。”

柳殷的大脑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

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一刻停住了——心跳、呼吸、时间、空气。病房里的白炽灯，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窗外夜风吹动树梢的沙沙声，所有的感官输入都在那一瞬间被切断了，只剩下那句话在她的脑子里反复回响，像山间的回音一样，一遍，一遍，又一遍。

阿宁念叨了你十年。

念叨了你十年。

十年。

柳殷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她的声音好像被什么东西没收了。她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喉咙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气都喘不匀。她的眼眶在发烫，鼻子在发酸，那些好不容易忍住的眼泪又开始往上涌，像被什么东西从身体最深处抽出来的泉水，压都压不住。

黑令初看着她这个样子，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柳殷听到了。那声叹息里有太多东西了，有心疼，有无奈，有某种“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了然，还有一种只有母亲才有的、对女儿所爱之人的天然的怜惜。

“柳姑娘，你先坐下。”黑令初说，她拉了拉病床边的另一把椅子，自己先坐了下来，然后指了指柳殷刚才坐的那把，“你脸色也不好，别站着。”

柳殷坐下了。不是因为听话，是因为她的腿真的有点撑不住了。

她坐下之后，深呼吸了几次，把那些翻涌的情绪一点一点地压回去。

她抬起头，看着黑令初，发现黑令初也在看她，目光很温和，带着一种长辈看晚辈时才有的那种慈爱，但那种慈爱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有来历的，有故事的，有十年分量的。

“阿姨，”柳殷的声音还有些抖，但已经能说完整的句子了，“具体情况是，我来云南旅游，在一处商场的香薰店里遇到了她。她看到我就跑，然后我追，在天桥上抱住了她，她就晕倒了。”

她省略了一些细节——那些眼泪，那些血，那些她不想在第一次见面的长辈面前展露的、太过私人的东西。但她知道，她省略的那些东西，黑令初未必不知道。因为当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被另一个人抱着送进医院，她能猜到的，远比那个人愿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

黑令初听了，闭了一下眼睛。

那个闭眼的动作很慢，像一个在计算的人，在脑子里把所有的事情过了一遍，然后得出了一个她不想得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论。她睁开眼，看着柳殷，目光里没有责备，但有一种沉甸甸的、让柳殷心里发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