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柠张了张嘴，想说今天天气预报说没雨，但话到嘴边咽下去了。她忽然觉得，也许他带伞从来就不是因为天气预报——是因为第一次见面时她没带伞，淋了雨。从那天起，他就决定以后每次出门都带着伞，这样不管她什么时候需要，他都有。

“走吧。”

她伸出手。

余砚看着她伸出的那只手，看了两秒钟，然后握住了。十指相扣，掌心贴掌心。

地铁上人不多，他们找了面对面的两个座位坐下。苏晚柠靠着窗户，余砚坐在她对面，和第一次去城西时一模一样的位置。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他们没有隔着两米的距离沉默——他们的手在座位之间的空隙里牵着，十指相扣，一直没有松开。列车开动，隧道里的风灌进来，吹动余砚的头发，苏晚柠看着他，忽然笑了。

“你笑什么？”

余砚问。

“我在想，上次我们坐这趟地铁去城西的时候，你还坐在我对面，隔着这么远，”

她比划了一下，

“不敢坐过来。”

余砚看着她，没有说话，但他握着她的手微微收紧了。列车在黑暗中穿行，车厢里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苏晚柠注意到他的睫毛动了动，像蝶翼。她忽然想起昨晚在阳台上对自己说的那句话——

“明天我要去见他。”

她去了。现在她和他一起坐在地铁上，去城西，去那个他们故事开始的地方。

城西站出来的时候，阳光比市中心更烈一些。城西的楼更矮，天空更开阔，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把整条街照得白晃晃的。苏晚柠戴上墨镜，余砚没有戴，他微微眯着眼睛，阳光落在他脸上，把他浅色的瞳孔照得几乎透明。

他们走过那条已经变成工地的砚溪路旧址。围挡还在，塔吊还在，蓝色的项目公示牌还在，上面印着“砚溪路地块改造项目”几个字，被风雨侵蚀得有些褪色了。苏晚柠站在围挡外面，看着里面那片被翻新过的土地，忽然开口了。

“余砚，你还记得这里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吗？”

余砚站在她身边，看着围挡里面的工地，目光落得很远很远。苏晚柠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她看到的不是塔吊和地基，她看到的是——青石板路，两排低矮的瓦房，一棵歪脖子槐树，树下常年坐着一个修鞋的老头，他戴着老花镜，手很巧，什么鞋都能修。路的尽头有一家小卖部，玻璃柜台上摆着几个玻璃罐，里面装着彩色的糖果和饼干。

“记得，”

余砚说，声音很轻，

“每块青石板的样子都记得。”

苏晚柠偏头看他，晨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把那张总是很平静的脸照得很清楚。她忽然看到了——不是现在这张三十岁的脸，而是那张十七岁的、更瘦削的、带着少年人才有的青涩和倔强的脸。那个少年每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早上出门，晚上回家，经过她的门口，听到她在里面唱歌、背单词、炒菜。他不会停下来，但她的脚步声会慢一点，再慢一点。他想多听一会儿。

“余砚，你以前住在六楼，对吧？”

“嗯。”

“六楼是什么样的？我没有上去过。”

余砚沉默了一会儿。围挡外面有一条长椅，大概是留给工地工人休息用的，周末没有人。他走过去坐了下来，苏晚柠跟着坐过去，挨着他，肩膀靠在一起。阳光从他们头顶洒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靠得很近，近到像一个人。

“六楼很小，”

余砚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一室一厅，厨房在阳台上，洗手间只能转身。窗户朝西，下午的时候阳光会照进来，把整间屋子变成橘色的。”

苏晚柠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她知道他说的不止是房间的格局，他说的是他的生活。

“我妈在我十四岁那年走了，不是去世，是走了，跟我爸离婚之后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我爸在工地上干活，常年不在家，一个月回来一两次，每次回来就是把生活费放在桌上，问我有没有惹事，然后走了。六楼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人。”

苏晚柠的手慢慢地伸过去，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指是凉的，指节分明，骨感而修长，她把自己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嵌进他的指缝里，像是在填满一些空缺——不是他的空缺，是她自己的空缺。她缺席了十一年，她要从现在开始，一点一点地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