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东来实验室楼下等她这件事，后来变成了一种没有约定的规律。不是每天都来，但频率高到已经不能叫巧合了。夏天一开始说“不用”，后来变成“好吧”，再后来变成不说，直接下楼就能看到他站在路灯底下。

她有时候觉得这种默契很奇怪。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没有“我来接你吧”这种话，也没有“几点结束”这种确认。他就是知道她什么时候走，或者说，他愿意在她可能走的时间在楼下等着。

但她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她想过很多次，每次想问出口的时候都觉得不太对——要么是人太多，要么是话题被打断，要么是她自己又缩了回去。社恐的好处是你可以把所有不想面对的问题都归到“下次再说”这个无限期的抽屉里。

但夏天做研究。她处理问题的方式是直面它。

于是那天傍晚，在实验楼和公寓之间那条种了一排法国梧桐的校道上，她问了。

“为什么帮我？”

谢东的脚步没有停，他偏了偏头看她，好像在确认她是不是在问这个。

“你指的是哪件事？”

“所有的事。”夏天说，“试剂、咖啡、搬公寓、那次帮我整理参考文献——全部。”

她一口气列了出来，好像如果不一口气说完就会失去说出口的勇气。

谢东沉默了两步路的距离，然后把双手插进外套口袋里，语气很平：“因为你的实验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夏天看着他。

这个答案太干净了，干净到她不确定它是真的还是一层包装。

“你不需要找别的理由吗？”她问。

“为什么要找？”

“因为……”她斟酌了一下措辞，“因为这个理由听起来像是在评价一项研究，不是在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反复出现在另一个人的实验楼下。”

谢东听到这句话笑了一下。真的被说到了什么点上的那种笑。

“你这个人，”他说，“总是觉得事情要有复杂的原因。”

“事情通常都有复杂的原因。”

“我这个人很简单，”谢东说，脚步放慢了一点，好像在认真组织语言，“我觉得一件事值得做，就做了。你的研究值得被看到，我帮得上忙，就帮了。你每天搞到很晚，我刚好有空，就在楼下等你。这些事不需要别的理由。”

夏天走了几步没说话。

法国梧桐的叶子在头顶被风吹得沙沙响，傍晚六点的光线是橘色的，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碎光。

“那你怎么判断值不值得？”她忽然问。

“什么？”

“你说你觉得值得就做。你怎么判断的？”

谢东想了想：“不判断。知道了就是知道了。”

“这不叫简单，这叫不讲逻辑。”

“逻辑是用来写论文的，不是用来决定帮不帮人的。”

夏天被这句话噎了一下，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角度。她加快了两步走到前面的长椅旁边，忽然停下来坐了下去。长椅是木头的，有些旧了，扶手上的漆已经剥落了一小块。

谢东跟着停下来，在她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两个人之间隔了大概一个拳头的距离。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坐着聊天。

以前所有的对话都发生在走廊里、校道上、实验楼门口——都是移动状态，都是过渡性的，都是“顺路”的。这是第一次，他们停下来，坐在一个不属于任何场景的地方，像两个专门约出来聊天的人一样。

但夏天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这种对话。

她低头看着地上的蚂蚁，它们在长椅脚下面排成一条线搬运什么东西。

“你的研究方向，”谢东先开了口，“你预印本里那个方法，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继续验证，”夏天说，声音比平时稍微轻一点，大概是坐着不动的状态让她有点不习惯，“方法在旧数据上跑通了，但还需要在新的实验设计上检验。如果新实验也能验证，那就可以写正式论文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边界条件的问题，是只有你的领域有，还是通用的？”

夏天转头看了他一眼。这个问题问得很准。看过她的预印本之后认真想过的人才会问的。

“理论上通用的，”她说，“但在不同的实验体系里影响程度不一样。我的领域受影响比较大，因为我们处理的数据信噪比低。”

“那别的领域如果也用了同样的校正方法，他们的问题是不是也能被修正？”

“能，但优先级不同。信噪比高的领域偏差小，可以忽略。我们不行。”

谢东点了点头。他听得很认真，不是装的——夏天见过装认真听的人，那种人点头点得很频繁但眼睛不看你的。谢东是那种安静地听，偶尔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然后继续听的人。

她不知不觉说得多了一些。从新方法讲到旧数据，从旧数据讲到三年前那次失败，从那次失败讲到她当时差点放弃研究的那个夜晚。她不是在诉苦，她只是在陈述事实，但那些事实串在一起的时候，连她自己都觉得说出来之后像是另一个人的人生。

“……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坐了一整夜，”她说，声音在说到“一整夜”几个字的时候稍微轻了一点，“什么都没做，就坐着。第二天早上周老师来了，看到我在，什么也没问，给我倒了杯茶就走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继续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