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的录音定在了一个叫“耳朵”的地方。不是老陈那个半地下室的“耳朵”，而是另一家——名字一样，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家“耳朵”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里，二十二层，落地窗，窗外是整个城市的天际线。录音棚的老板是老陈的朋友，听说了残鸟的故事，主动提出以成本价帮她们录专辑。

林栖走出电梯的时候，阳光从落地窗涌进来，亮得她眯起了眼睛。她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城市——高楼、车流、远处模糊的山影。这座城市有上千万人，大部分人不知道她们是谁，但她们要在这里录一张专辑。一张会飘到这座城市各个角落的专辑。

季雨从她身后走过来，也站在窗前。“好高。”“嗯。”“群夜在地下，这里在天上。”“嗯。”“我们是不是从地下爬到天上了？”“还没有。”林栖说，“但我们爬了一层。”

录音棚的控制室很大，大到可以同时坐下十几个人。调音台是林栖见过的最大的——几十个推子，上百个旋钮，像一架复杂到让人不敢碰的仪器。录音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短发，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上面印着“SOUND”的字样。她叫小伍，是老陈的徒弟，也是这家录音棚的金牌录音师。

小伍看到她们五个背着乐器走进来，没有寒暄，只说了一句：“你们就是残鸟？”“嗯。”“我听过程远发给我的demo。你们的歌很吵。”“嗯。”“但吵得好听。”她走到调音台前，拍了拍那个巨大的台子，“开始吧。”

录专辑和录EP不一样。录EP的时候，她们只有三首歌，录了两天。录专辑有十首歌，预计要录两周。两周，每天八个小时，五个人挤在录音棚里，一遍一遍地弹，一遍一遍地唱，一遍一遍地重来。

第一天录的是《残鸟》。这首歌她们已经弹了无数遍，但站在这个专业的录音棚里，戴着耳机，听着自己的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来的时候，林栖忽然觉得这首歌变新了——不是因为她们弹得不一样，而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干净了。在群夜排练的时候，空气里有灰尘、汗味、霉味，音箱的共振有杂音，贝斯的低音会震得墙壁嗡嗡响。那些声音是脏的，但脏得有生命。在这个录音棚里，一切都是干净的，干净到每一个音符都像被洗过一样。

沈棠也感觉到了。她唱完第一遍，摘下耳机，对小伍说：“太干净了。”

“干净不好吗？”

“我们的歌不是干净的。”

小伍看着沈棠，沉默了片刻。“那你告诉我，你们的歌是什么味道的？”

沈棠想了想。“灰尘的味道。地下室的味道。旧音箱的味道。”

小伍点了点头，转身在调音台上拧了几个旋钮。“现在呢？再唱一遍试试。”

沈棠走进录音室，戴上耳机，开口唱了第二遍。这一次，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来的时候，多了一层粗糙的质感，像砂纸磨过木头。不是失真，是某种介于干净和脏之间的东西。

沈棠看向控制室，小伍隔着玻璃朝她竖了一个大拇指。

录《手》的那天，沈棠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戴着耳机、站在麦克风前、眼泪无声地流下来的哭。她没有停下来，一边哭一边唱。声音在发抖，有些字几乎听不清，但小伍没有喊停。她让沈棠唱完了整首歌。

录音室里安静了几秒。沈棠摘下耳机，走出来，眼睛红红的。“刚才那一遍能用吗？”“能用。”“不修音。就用那一遍。”“不修。”小伍说，“你哭的那几个音，是最好的。”

《手》录完之后，季雨走进录音室。她录的是《别停下来》——这首歌她已经唱了无数遍，但今天的她不一样。季雨站在麦克风前，没有立刻开口，而是沉默了很久。小伍在控制室里等着，没有催她。录音室里只有耳机里传来的节拍器声音，咔咔咔咔，像心跳。

然后季雨开口了。

她唱的不是《别停下来》。她唱了一首不在专辑里的歌，一首林栖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歌词很短，只有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