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那年，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了。

不是我和温屿安之间的问题，是乐队的问题。

景瑜大三开始在一家音乐公司实习，接触到了真正的音乐行业，眼界开阔了，想法也变多了。他开始跟我们提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的东西——商业化、粉丝运营、版权分成、巡演计划。

“我们的EP播放量已经破十万了，”他在一次线上会议里说，“有人气就应该变现，这是正常的商业逻辑。”

萧煜不太认同：“我们当初组乐队是因为喜欢音乐，不是为了变现。”

“喜欢音乐和变现不冲突。”景瑜说，“你写歌难道不想让更多人听到吗？”

“让更多人听到和商业化是两回事。”

“怎么就是两回事了？你看那些独立乐队，哪个不是一边做音乐一边找钱？没有钱连录音棚都进不去，还做什么音乐？”

萧煜沉默了。

我看气氛不对，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这个问题慢慢讨论，不用今天定。”

景瑜和萧煜都没再说什么，但气氛还是沉甸甸的。

那天晚上我给温屿安打电话，聊起这件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景瑜说的有道理，萧煜说的也有道理。”

“等于没说。”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都没错，只是立场不同。景瑜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觉得有机会就应该抓住。萧煜担心商业化会改变我们做音乐的初心。两个人担心的东西不一样，但都是为了乐队好。”

“那你呢？你怎么想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我希望不管走哪条路，我们都还是我们。”他说。

我握着手机，心想这大概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我们都在乎“人”超过在乎“事”。歌写得好不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在写、谁在唱、谁在听。

但景瑜和萧煜的分歧，并没有因为我俩的“中间派”立场就自然消解。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大三下学期的清明节假期。景瑜联系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演出机会——北京的一个小型音乐节，主办方需要一个开场乐队，档期刚好在四月中旬。

“这个音乐节虽然不大，但是业内口碑很好，去年好几个乐队都是从这儿被发掘的。”景瑜在群里发了一大段语音，语气很兴奋，“主办方说了，如果我们愿意去，他们可以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演出时间。”

“什么条件？”萧煜问。

“没有条件！就是演出！给钱的！”

“真的没有条件？”

景瑜犹豫了一下，说：“他们希望我们唱EP里的三首歌，再加一首翻唱。”

“这很正常。”我说。

“还有……”景瑜又犹豫了一下，“他们希望我们签一个简单的演出协议，里面有一条是‘授权主办方对演出进行录音录像并用于宣传’。”

萧煜这次没有马上回复。

等了大概十分钟，他发了一条消息：“这个授权范围太宽了，录了像以后怎么用、用多久、用在什么地方，都没写清楚。”

景瑜回得很快：“这就是一个通用的演出协议，人家又不是大公司，不可能跟我们逐条抠条款。”

“那就不要去。”

“萧煜，你是不是太小心了？”

“我只是不想我们的东西被人随便用。”

“没有人要随便用！人家是用来宣传音乐节的，又不是拿来卖钱！”

“那为什么不能写清楚？”

两个人你来我往地在群里吵了起来，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弹，看得我心烦意乱。我给温屿安发私信：“怎么办？”

他回：“见面聊。”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约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这是高三毕业以后我们第一次四个人聚得这么齐，但气氛不太对。景瑜脸上带着“我很有道理”的表情，萧煜则是一贯的冷静但坚定。我坐在中间，左边是温屿安，右边是空气——景瑜和萧煜面对面坐着，像两军对垒。

“我觉得你们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景瑜开门见山，“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一个宣传授权，又不是卖身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