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广州终于冷了，不是那种干干脆脆的冷，是湿湿的、黏黏的、渗进骨头缝里的冷。榕树的叶子还绿着，但绿得不精神了，像一个人熬了太久的夜，眼底挂着青。校道上的学生开始穿外套，有人裹着围巾，有人把手插进口袋里。林柏舟也穿上了外套，是去年陆征陪他去买的，深灰色的，领口有一小块磨白了；陆征还穿着他那件深蓝色的薄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下巴埋在领口里。林柏舟问他“你不冷吗”，他说“不冷”，但他的手是凉的。

晨跑的时候，操场上的人少了很多，天亮的越来越晚，六点的时候天还灰蒙蒙的，跑道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露水，踩上去滑滑的。陆征跑得比以前更慢了，不是因为身体没好，是没什么力气跑快，他吃得少，睡得少，话更少了。以前晨跑的时候，他会说一两句，“你跑姿不对”“步频太慢”；现在他什么都不说了，只是跑，跑完回宿舍，洗漱，去上课。像一台机器，按程序运转，不发出多余的声音。

林柏舟跟在他后面跑，看着他瘦削的背影，肩胛骨的轮廓比以前更突出了，像两片薄薄的刀片，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

“征。”他喊了一声。

陆征没回头。“嗯。”

“你跑慢点。”

陆征放慢了速度，和他并排，两个人的脚步声叠在一起，像一首简单的二重奏，但林柏舟觉得那首二重奏少了几个音，空落落的。

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陆征接到了他爸的电话。

不是他妈，是他爸。林柏舟在阳台上收衣服，隔着玻璃门看到陆征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没有立刻接，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接了，他没有走到阳台上来，就坐在床沿上。林柏舟把衣服收完，搭在手臂上，站在门外，他没有推门进去，也没有走开。

陆征没有说话，大部分时间在听，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大，隔着玻璃门听不清内容，但能听出那个声音是沉的、慢的，像一块石头滚过地面。陆征偶尔说一两个字，“嗯”“知道”“没”……声音压得很低。

电话挂了，陆征把手机放在床上，坐在那里，低着头。林柏舟推门进去，把衣服放在陆征的椅子上，在他旁边坐下。

“你爸说什么了？”他问。

“问我寒假什么时候回去。”

“还有呢？”

陆征沉默了一会儿，“让我少跟你来往。”

林柏舟的手指攥紧了膝盖。

“他怎么知道的？”

“我妈跟他说的。”

两个人沉默着，窗外的风从窗帘缝隙钻进来，凉凉的。

“征。”

“嗯。”

“你怎么说？”

“我没说话。”

陆征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林柏舟伸出手，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上面，就这么静静地。

十二月，期末考试临近了。图书馆的人越来越多，座位越来越难抢，林柏舟和陆征还是坐在一起，但中间隔了一个座位，不是故意的，是陆征主动隔开的。他把书包放在中间，像一堵矮墙，林柏舟问他“你干嘛”，他说“东西多”，林柏舟没有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