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到了他的那一站。他下车，出站，走回家。路上经过一家便利店，他进去买了一瓶水。收银员说“六块钱”，他付了，拿着水出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凉的，凉到胃里。他想起石屿川说过“多喝热水”。他喝的是凉的。没有人让他喝热的了。

回到家，他妈妈在客厅看电视。他换了鞋，说了一句“我回来了”，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了门，坐在书桌前。台灯亮了，照出桌上堆满的课本和试卷。他看着这些，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输入题目，输出答案。对了加分，错了扣分。分数够了就能上港大，上港大就能有好工作，有好工作就能过好日子。

他把课本翻开，开始做题。物理，电磁感应，导体棒在磁场中运动，求感应电动势。他做了很多遍了，公式背得很熟。他写了几行，停了一下。他看着那个“解”字，觉得它像一个开始。但他不知道怎么继续。这道题他会做，但做了也没有意思。以前他会把做错的题发给石屿川看，说“今天物理好难”。石屿川会说“你那么聪明，肯定能学会”。现在他做对了，没有人说“你聪明”。他做错了，也没有人说“没事”。

他把笔放下了。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缝在灯光下看得很清楚，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道伤口。他看着它，想起石屿川说过“临沂的夜很黑”。他现在理解那种黑了，灯开着也没有用，光进不去。他看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拿起笔，继续做题。

那天晚上，他做了很多题。做到凌晨，做到手酸，做到眼睛干。他把练习册合上，关了台灯。黑暗中，他把那条围巾从枕头旁边拿起来，摸了摸。起球的地方还在，粗糙的。他把围巾贴在脸上，毛线蹭着皮肤，痒痒的。他想起石屿川织围巾的样子——手指笨拙地捏着针，一针一针地戳，戳歪了拆，拆了再戳。他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有泥，虎口处有茧。这样的人，用那样的手，织了一条围巾。针脚歪歪扭扭的，但很暖。

宋时予把围巾叠好，放回枕头旁边。他躺下来，闭上眼睛。他想起今天看到的那两个男生——蹲下来系鞋带，站起来笑。他从来没有跟石屿川并排走过，没有蹲下来帮他系过鞋带，没有在系完之后站起来对他笑。这些画面他只能想象。他想象石屿川的鞋是黑色的，工装鞋，鞋带是灰色的，散了很长，拖在地上。他蹲下来，手指捏着鞋带的两端，绕一圈，拉紧。石屿川会低头看他，头发垂下来，遮住半张脸。他会说“快点”，他会说“好了”。然后站起来，两个人对视，谁都没有笑。但他们都知道，不用笑也知道。

这个画面在他脑海里放了一遍又一遍，像一部很短的电影，循环播放。他看到自己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同一个动作，做一百遍。石屿川在上面看着他，表情没有变过——嘴角平的，眼睛红红的。他没有笑，宋时予也没有笑。他们只是看着对方，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近在咫尺的远。

宋时予睁开眼睛。黑暗里，他什么都看不到。他伸出手，在空中碰了一下，碰到的只有空气。他把手缩回来，放在胸口上。心跳很慢，慢到快要停了。他想起石屿川说过“你以后会遇到更好的人”。他不想遇到。他连“遇到”都不想。他只想待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抱着一条起球的围巾，想一个人。

那个人在临沂。一千八百七十五公里之外。他不知道他今天吃没吃饭，不知道他有没有哭，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在凌晨四点亮起屏幕。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17岁。17岁喜欢的人，会记一辈子。他不想记一辈子，他记不住那么久。但他知道，他会记很久。久到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不会忘了那个名字。

石屿川。

他把这三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然后翻了个身，把围巾抱进怀里。围巾很长，在胸前绕了两圈。他低下头，鼻尖抵在毛线上。他闻到了洗衣液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灰尘的味道。那是他自己的味道，不是石屿川的。石屿川的味道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没有闻过。他只知道他衣服上的味道——洗衣液，棉布，晒过太阳之后的那种暖。他想象那是石屿川的味道。

他把围巾抱得更紧了。紧到胸口发闷。他没有松手。他就在那片黑暗里，抱着围巾，睁着眼睛，等着天亮。

天亮之后，又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天里，他要上学，要做题，要吃饭，要睡觉。他要活着。他必须活着。因为活着才能等。等什么？他不知道。他只是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重逢。他等了很久，已经不抱希望了。但他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希望，是因为习惯。他习惯了把那条围巾放在枕头旁边，习惯了睡前摸一下起球的地方，习惯了在心里念那个名字——石屿川。

念到忘了为什么念，还在念。

窗外的香港，天慢慢地亮了。灰白色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落在地板上，落在那条灰色的围巾上。宋时予看着那道光，觉得它像一封信，从很远的地方寄来。信上什么都没写，空白的。

但他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