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晚没有预约。

她推开傅景珩办公室的门时，秘书在后面小跑着追上来，一脸为难地看向办公桌后面的人。

傅景珩抬起眼。

他看了她两秒，然后对秘书说：“出去。把门带上。”

秘书如释重负地退了出去。厚重的木门合上，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响。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个人。

沈念晚站在门口没动。她的手指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指节发白。包里装着这半个月她查到的东西——父亲的卷宗、那封匿名信、海城老房子的记事本。东西不多，薄薄一叠，但够她今晚失眠很多次。

傅景珩坐在办公桌后面看她。

他没有起身，没有问她来干什么。他只是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桌上，安静地等。

那个姿态让沈念晚更来气。

她走到办公桌前，从包里抽出那叠文件，拍在桌上。

啪。

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格外清脆。

“傅景珩。”她叫他的名字。

他看着她。

“你告诉我——”她的声音在发抖，但她没让它断，“我爸的死，跟傅家有没有关系？”

问出来了。

这半个月她反复排练过无数遍这句话。在出租车上、在睡不着觉的凌晨三点、在翻完海城记事本最后一页的那个晚上。每一次她都觉得问出来之后会溃不成军，会哭，会站不住。

但真正问出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站得笔直。

傅景珩没有低头看桌上的文件。

他看着她。那目光不像被质问的人。没有慌乱，没有闪躲，甚至没有沈念晚预想中的任何一种反应——辩解、沉默、或者她最怕的那种“你怎么会这么想”的温柔反杀。

他只是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看了几秒。

然后他动了。

他拉开右手边的抽屉。

那个抽屉她以前注意过。每次来他办公室，那个抽屉好像永远锁着。她从来没问过里面放了什么。

他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不是普通的档案袋。是用线绳缠绕封口的那种旧式文件袋，鼓鼓囊囊的，提起来的时候底部沉甸甸地往下坠。

他把档案袋放在桌上。

放在她那一叠薄薄的文件旁边。

对比太鲜明了。

她的——十多页，边缘有些卷角，是她用手一页一页从旧档案里翻出来复印的。

他的——厚得像三块砖头叠在一起，牛皮纸被撑得变了形，封口的线绳打了死结，显然是反复拆开又捆上的结果。

沈念晚盯着那个档案袋，一时没有说话。

傅景珩把档案袋往她面前推了推。

“这是我这三年查到的。”他说。

他的语气很平。不是冷静，不是克制，是那种把一件事做了太久之后、所有情绪都被时间磨平了的平淡。

“你看完再问我。”

沈念晚没有伸手。

她看着那个档案袋，又抬头看他。

“三年？”

“三年。”

“你一直知道？”

傅景珩没有直接回答。他垂了一下眼，然后重新看向她。

“我在等。”

两个字，轻轻落下。

沈念晚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她不是没想过他会辩解。来之前她甚至给自己做过心理建设——他会说这是误会，会说我让人查一查，会说你让我想想。她准备了应对每一个可能的反应。

但她没准备这个。

他不需要辩解，因为他早就查完了。

他不需要说“你听我解释”，因为他把三年的调查结果直接放在她面前，比她的厚三倍。

他不需要让她等，因为他已经等了三年。

沈念晚伸手拿起那个档案袋。

他的右手无名指上有一道极浅的印痕——像是常年戴着什么，后来摘了，留下了一圈比周围皮肤白一分的印记。

比她想象的还重。牛皮纸带着一股轻微的霉味，是放了很久的文件特有的气息。线绳在她手指间勒出浅浅的印子。

她迟疑了一秒，然后解开线绳。

档案袋里是一叠装订好的文件，分门别类用彩色标签纸隔开。第一部分的封面页上印着几个字，用的是档案库的标准排版格式——

“海城港口·货运记录· 2003年至2005年”。

不是傅家。

沈念晚的手指停在封面页上。

她翻到第二页。

货物清单。船运公司。报关单号。2004年3月。

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

她翻得越来越快。纸页在她指间哗哗作响，标签纸被翻得翘起来，露出下面密密麻麻的字迹和批注——是她不认识的批注，用蓝色钢笔写在行间和页边，有时候一整段一整段地写，笔迹到后面越来越用力，纸背都能摸到凹凸。

她认得那是傅景珩的字。

她见过他签文件时的签名——工整、利落、一板一眼。

但这些批注不是。这些字是急的，是重的，是在凌晨写的，是一个人面对一堆证据、反复核对、反复推翻、再重新拼图的时候留下的。

她翻到第七部分。

“海城港口·人事档案”。

她翻到第十一部分。

“相关船运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记录”。

她翻到第十五部分——最后一部分。

封面页上一行手写的字。

“与傅家集团的关系：无。”

沈念晚的手指停住了。

她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看着那行字。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的嗡鸣声。

过了很久——她不知道是多久，可能十秒，可能一分钟——她听见自己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