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里安静了一会儿。习止渊没有回避，他走到门口把“营业中”的牌子翻成“休息中”，然后回到柜台前，把一个茶杯放在姜至面前，杯把朝向四点钟，给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坐到了沙发上。

从头到尾他不急不缓，像是在准备一场决定性的汇报。

“案子发生在八年前。连环性侵杀人案，受害者为未成年男性。嫌疑人连续作案，手法固定，我们侧写出了他的心理画像——年龄在二十八至三十五岁之间，独居，有固定职业，表面社交正常，童年期遭受过虐待或忽视。后来的所有客观证据都证明这份侧写是正确的，只有一个参数错了——年龄。”

“你写的是多少。”

“二十八至三十五。实际是二十五。”

姜至的手指在杯沿上停住了。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的人通常还在读研或刚入职，尚未形成稳定的独立生活圈——连环作案需要足够私密的住所和充分行凶时间，因此我们默认他把最低年龄锚定在二十八。”习止渊的声音平稳，每个字都像是在陈述一份已经归档的案卷，而不是他自己的往事，“那年我自己二十六岁，正是侧写师生涯里最狂妄的阶段。前辈说你应该再扩大些范围，我说——不需要，他的作案手法已经告诉我他成年至少八年以上。”

他顿了一下，茶杯举到一半放回桌上。

“最后是他自己自首的。他的房东看了协查通报，报了警。他走进派出所时说了一句话：‘你们迟了三天。’”

这三个字落地的时候，书店里只剩下暖气管道里水流循环的细微声响。

“你没有错，”姜至说。

“没有错和没有失误是两回事。法律上我没有任何责任，侧写报告的有效性是概率问题，不是绝对。但那个男孩等不了了。他只有十四岁，早上出门时说去学校，傍晚没有回来。后来我调出了他的照片——长得像我小时候妈妈班上一个学生的样子。从那以后我一直做梦。醒来不记得梦了什么，只知道自己在梦里很吵。”

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着，手指的力气有点大，指节泛白。

“所以辞职，不参与任何需要分析人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只要不再碰任何人的命运，就不会再伤害任何人。后来开了书店。书店很好——书不等人，书本不会因为我来迟三天就消失。后来你来那天，问我犯罪与表演的内核是不是南辕北辙。我当时想——这个人，也在杀死自己。他用舞台上的光芒杀死那个不被看见的自己，和我在案卷里杀掉自己的内疚，用的是同一种刀。”

他把眼镜放在茶几上。姜至放下茶杯，从沙发另一端移到习止渊正对面。

“所以你一直看我，从第一次就看我。是因为你觉得我跟你是一类人。”

“不是一类人，”习止渊没有眼镜的眼睛在昏黄灯光下深而坦诚，“是你——不是任何类别。我看过无数人，从没有一个让我忘了观察距离。只有你。你骂人的时候在发光，你在舞台上也在发光，你蜷在沙发上睡着说梦话还在发光。你让我忘记我是一个侧写师，你让我只想当那个书店老板。”

姜至坐在对面没有动。他不是不想动——是被某种太浓的东西灌满了四肢，每一根骨头都在慢下来。最后他站起来伸出手，不是去握习止渊的手，而是把茶几上的眼镜拿起来给他轻轻戴上。鼻梁上指腹先触到皮肤，然后是镜架的金属脚，动作慢得像在老邓那里修一件易碎的道具。

“戴上。不戴眼镜你看我的时候，我会紧张。”

“现在也紧张？”

“现在更紧张，因为你刚才对我坦白了。”姜至后退一步靠在沙发扶手上，垂眼看了习止渊很久。然后他说了那两个字——“我信。”

习止渊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然后第二下，第三下。频率和他心跳的频率，在某个时刻终于完全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