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慎言走了半个月，没有消息。

沈砚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走到门口看看有没有信。没有。他又等了两天，还是没有。他开始坐不住了，吃饭的时候走神，算账的时候出错，连阿蘅叫他都没听见。

“你是在等杭州的信？”顾娘子看出来了。

“嗯。”

“这才半个月，你急什么？”

“我怕是路子走不通。”沈砚说，“要是杭州那边卖不动，这批货就砸在手里了。”

“砸了就砸了。”顾娘子说得轻描淡写，“做生意哪有只赚不赔的？你要是连这点亏都吃不起，趁早别干了。”

沈砚没有说话，但他心里清楚——他不是吃不起亏。他是怕这条路走不通。从绍兴到辽东，他走通了。从辽东回绍兴，他也走通了。但如果杭州这条路走不通，他就只能窝在这间小铺子里，一年赚个几十两，撑不死也饿不死。那不是他要的。

第十九天，信终于来了。

信封上写着“沈砚亲启”四个字，是周慎言的笔迹。沈砚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上面只有几行字：

“货已售罄。狐皮每张十二两，人参每根六两，鹿茸每对十两。共计五十八两。扣除杂用，余五十二两。一半是你的。杭州大户对辽东货兴趣甚大，速备第二批货。另，我在清河坊觅得一间小铺，租金比绍兴贵，但位置极佳，可做分号。望斟酌。——慎言。”

沈砚把信看了三遍。第一遍看数字，第二遍看内容，第三遍看最后那几句话——“可做分号”。他把信纸折好，揣进怀里，站起来，在铺子里走了两圈，又坐下来，然后又站起来。

他去了徐府。

徐老爷正在书房里练字，听见沈砚来了，放下笔，让人把他领进来。沈砚把周慎言的信递给他。徐老爷接过去，看了一遍，放下信纸，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这个同窗，是个能办事的人。”

“是。”沈砚说，“他信上说，想在杭州开分号，我觉得可以试。”

“杭州的铺子，租金多少？”

“他信上没说具体的，只说比绍兴贵。”

徐老爷放下茶杯，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又放下：“我给你加一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