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上还剩六个名字。

林默站在港区批发市场门口，把名单从口袋里掏出来摊平。折痕已经把纸面分成了八个等大的矩形，有几个名字被雨水洇过，墨迹微微晕开，但还能辨认。何明远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铅笔横线干净利落，旁边注了一行小字：“黑板上的光。”下一个名字在港区菜市场水产区。沈渡的备注只有一句话：“卖带鱼的，每周四早上她去买，挑窄的。”

他把名单折好放进口袋，走进市场。港区批发市场的早市正热闹，摊贩的吆喝声和泡沫箱摩擦的吱嘎声混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碎冰融化的淡水腥味和活鱼在水箱里拍打尾巴的钝响。他穿过蔬菜区和调料区——张丽华的摊位还空着，案板上盖着一张防尘布。他停了一步，然后继续往前走。

水产区在市场最里面，灯光比外面暗一半，地上永远是湿的，碎冰渣被踩成半融的泥泞。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蹲在水箱旁边，正在用铁丝刷清理带鱼表面的银鳞。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橡胶围裙，袖口卷到手肘，手指被冰水泡得发白发皱，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银色的鱼鳞碎片。她旁边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带鱼十八一斤，窄的十五”——“窄的”两个字写得比其他字大，像是特别强调。

林默在她摊位前停下来。她抬起头，手在围裙上抹了抹，露出摊贩特有的警觉而热情的笑容。他问带鱼怎么卖，她重复了一遍黑板上的价格，然后问他想要宽的还是窄的。他说要窄的，一个朋友以前来买过，说窄的好煎。她笑了，弯下腰从碎冰下面翻出几条窄带鱼，捞起来用草绳穿好，动作熟练得不需要看——手自己知道该穿哪里。

她在过秤的时候主动提起了那位“朋友”。她记得那个姑娘，瘦瘦的，头发很长，手指上总有墨水渍。每次来都挑窄的，说宽的肉太厚不容易入味。有一次她问能不能帮忙把鱼肚子里的黑膜刮干净，她不会弄。她说话的声音很轻，笑起来眼角先弯，然后才是嘴角。已经很久没来了，以前风雨无阻地来，后来就忽然不来了。老板娘说到这里的时候叹了口气，把穿好的带鱼递过来，说不说了不说了，人老了话就多。她不老，只是手被冰水泡久了，指关节有点肿。

林默伸手去接带鱼。手指碰到她的手腕。一秒。就在她低头找零钱的那一瞬间。她在低头，看不到他瞳孔里一闪而过的暗金色。他把手收回去，带鱼冰凉的表皮贴在他手心里，冷得像她最后几个月的指尖。

老板娘记忆里的画面涌进来。和何明远的不同——没有黑板，没有粉笔灰，没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是另一种光——菜市场湿漉漉的地面上反射的日光灯，冷白色，刺眼但不够亮。她站在摊位前，弯腰挑带鱼，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条窄的，凑近看了看鱼眼是否清澈。碎冰在她手指上融化成水珠，她甩了甩手。她说要窄的，窄的好煎。老板娘问怎么煎，她说煎完了放葱姜，酱油要少放，朋友口淡。老板娘说那个朋友真有福气。她笑了一下，眼角先弯，然后才是嘴角。没有回答。只是把穿好的带鱼放进帆布袋里，说了声谢谢。

林默把带鱼放在摊位上。“不要了。谢谢。”转身走了。背后，老板娘拎着那条被退回的带鱼站在摊前，低头看了看自己刚才被碰过的手腕——那圈青色已经褪得只剩一抹极浅的淡黄，和冰水里泡久了的肤色混在一起分不清。她把带鱼扔回碎冰堆里，又弯下腰去翻下一条窄的。

林默在菜市场门口站了片刻，拿出名单在背面找到第十八行——卖带鱼的老板娘，然后划掉了那个名字。旁边用铅笔写道：“窄的好煎。酱油少放。朋友口淡。”他把名单收好，往墟沟的方向走。下一个名字是第十九个——诗歌课孩子的父亲，港区修船厂焊工。沈渡的备注很短：“女儿李欣怡，诗歌课三年。”

李欣怡是第一期诗歌课就来的孩子，比张姐女儿大三岁。她写过一首关于海鸥的诗，被宋知意批了一个圈。那个圈现在还挂在诗歌墙上。她的父亲应该见过她。而且不止一次——三年，那么多节诗歌课，那么多趟接送，每一趟都是一帧画面。他走得更快了。

修船厂在港区最东边的码头上，紧挨着集装箱堆场。电焊的蓝光隔着铁丝网围墙一闪一闪，空气里弥漫着焊条烧灼的焦味和铁锈粉尘。林默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等一个工人推着氧气瓶从里面出来，然后侧身进去了。李欣怡的父亲叫李国平，在第三车间。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一艘拖船的船底下面焊龙骨接缝，电焊面罩翻在额头上，火星落在他厚实的帆布工作服上烫出一个个小黑点，他毫不在意。

林默走过去，说自己是诗歌课的林老师，宋老师走之前交代过要把孩子们的作业整理成册送给家长，有些事想找他确认一下。李国平放下焊枪，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说换个地方说话——车间里太吵。他领着林默走出车间，在码头边上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背靠着集装箱堆场的铁丝网，海风从外海灌进来把焊条的焦味吹散。他接过林默递来的旧诗册，翻到女儿写的那一页，用粗糙的拇指摸了摸女儿的名字，沉默了很久。

他记得那天。不是诗歌课那天——是诗歌课结束后，他去接女儿，女儿不肯走。她在黑板前站着，踮起脚擦她够不到的那行字。她踮脚的时候身体微微往□□斜——因为左腿膝盖已经不能完全承重了。她没有叫任何人帮忙，只是用手扶着黑板边缘，把粉笔灰一点一点擦干净。他站在窗外看到这个画面，没有进去，因为他不知道该不该让她知道自己看到了。后来她擦完黑板转过身，看到他站在窗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像是被风吹了一下就散了。她扶着女儿的肩走出书店，走得很慢，左腿的每一步都比右腿轻。

林默伸出手，说谢谢。李国平握住了。他的手掌粗糙，虎口上全是焊枪磨出来的硬茧，和写字磨出来的茧触感截然不同——更硬，更厚，边缘皴裂。一秒。林默松开手，退后一步。他和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对视了一瞬，然后转身穿过铁丝网的缺口往墟沟走去。走了几步听到后面传来一声沉闷的重物落地的钝响——是李国平蹲了下去，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是因为女儿的诗册掉在地上，封面沾了油污，他正在用袖子擦。他不明白自己刚才那一瞬间的头晕是什么——以为是蹲得太久站起来太快。

林默在修船厂外墙的阴影里站了几分钟，拿出名单在第十九个名字旁边写：“她踮起脚擦黑板，左腿微倾。窗外有个男人看到了。”然后划掉。第十九个。还剩四个。他靠在铁丝网上抬头看天——港区的天被吊机和烟囱切割成不规则的灰色碎片。一架飞机从云层里钻出来，尾迹在风里慢慢扩散。他目送那架飞机消失在南边的天际线外，然后把名单翻到最下面。最后一个名字不在镜海，在南方。宋远志，六十三岁，退休工人，独自住在工厂分配的老宿舍里。六岁的宋知意，二十二岁的宋知意，三十一岁在病床上给父亲写信却没有寄出的宋知意——都在他那里。父亲记忆里的她不是几秒钟的碎片，是整整六年。是他自己永远不可能亲眼看到的她。

他把名单翻到最下面。最后一个名字不在镜海。在南方。宋远志，六十三岁，退休工人，独自住在工厂分配的老宿舍里。

去南方之前，还有三个人在镜海。三个孩子。第一期诗歌课就开始来的孩子，现在已经是小学高年级学生了。他们每周六下午穿过巷子，推开书店的门，铝管风铃响一声，然后坐在海鸥坐垫上，仰着脸听她念诗。她教过他们写光，写海，写永远。他们在她的诗册上写过自己的名字，在她改作业时趴在柜台边看她画圈。他们的记忆里一定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