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毕霖矜把额头抵在舷窗上。

云层裂开一道口子，底下是山。不是江南那种绿得发亮的山，是褐色的、光秃秃的、一座连着一座，像是大地裸露的脊背。山脊上有一道一道深深浅浅的沟壑，毕霖矜盯着看了很久，觉得那些沟壑有点像父亲皱眉头时的抬头纹。

邻座的阿姨探过头来，操着一口四川话：“小伙子第一次来西藏？”

“嗯。”

“来旅游？”

“上学。”

“上学？”阿姨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在这儿上学？”

毕霖矜没有解释。他不知道怎么跟一个陌生人解释——他花了十八年活成父母想要的样子，然后在填高考志愿的那个下午，花了三分钟把一切改掉。那天距离志愿提交截止还有一小时。他坐在学校机房里，周围同学都在和家长打电话，嗡嗡的说话声像一锅煮沸的粥。他点开系统，把“金融学”三个字一个一个删掉，换上“美术学”。然后他赌气似的填了一所离家最远的大学——西藏大学。

鼠标点下“提交”的时候，他手心全是汗。但他没有回头。

飞机着陆时剧烈颠簸了一下。机舱里响起零星的惊呼，毕霖矜抓紧了扶手，指甲陷进掌心。等飞机停稳，他跟着人流走出舱门。

第一口高原的空气灌进肺里。

干燥。稀薄。凉。不是江南那种黏糊糊的凉，是干爽的、锋利的、像一把刀贴着皮肤擦过去。毕霖矜站在舷梯上深吸了一口气，胸口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肺叶被撑开了，撑到了以前从来没撑到过的位置。

他拖着行李箱走过廊桥。箱子是母亲买的，银灰色，二十八寸，轮子在瓷砖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箱子里装着他所有的东西：换洗衣服、画具、一本海子的诗集、一袋母亲塞进来的板蓝根。离家前夜，母亲把他的行李箱打开检查了三遍，每次都能往里面再塞点东西——暖宝宝、维生素片、一双更厚的羊毛袜。最后一次她蹲在行李箱前面，捏着一包红枣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塞进去了。

“到了那边给家里打电话。”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

“知道了。”

“钱不够了就说。”

“知道了。”

“别跟同学吵架。”

“妈——”

“高原反应了别硬扛。”

“妈。”

她终于抬起头。毕霖矜看见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她站起身，把行李箱的拉链拉上，拍了两下，好像那是一只不听话的猫。然后她转过身去厨房了，围裙带子在身后系得紧紧的。

毕霖矜站在客厅里，行李箱立在脚边。父亲不在家——出差了。毕霖矜不知道他是真的出差还是不想送。父亲在得知他改了志愿之后沉默了一整天。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去了别后悔。”

不是“加油”。不是“好好学”。是“去了别后悔”。

毕霖矜对着父亲空荡荡的书房站了一会儿，然后拖着行李箱走出了家门。

机场到达厅比毕霖矜想象中小。天花板很低，灯光是那种惨白的日光灯，照得所有人脸上都少了一层血色。行李转盘旁边挤满了人，有穿着冲锋衣的游客，有背着大包小包的民工，有穿着藏袍的老人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打盹。空气里有酥油的味道，混着消毒水的气味。

毕霖矜站在行李转盘旁边等箱子。旁边一个藏族大叔在打电话，声音洪亮，像草原上的风。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是汉语方言的那种听不懂，是完完全全的语言隔绝——每一个音节都是陌生的，连猜都没法猜。

行李箱到了。毕霖矜把箱子从转盘上拽下来，拉着往外走。出站口围着一圈接机的人，有人举着写了名字的纸牌，有人举着哈达，有人什么都没举只是伸长了脖子往里看。

然后他看见了那个牌子。

“西藏大学”。

举牌子的是个藏族男生。个子不算高，肩很宽，穿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领口拉得很高。他旁边站着几个同样举着牌子的学生，但他的声音最好认——低沉、平稳，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

“新生这边集合——西藏大学的新生——”

普通话说得很流利，几乎听不出什么口音。毕霖矜拖着箱子走过去。走到近前时，那个男生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他的皮肤被高原的太阳晒得有点黑，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有一种沉稳的专注。

“西藏大学的？”他问。

“对。”

“叫什么名字？”

“毕霖矜。”

“毕—霖—矜。”男生一个字一个字念了一遍，然后低头在名单上找。毕霖矜站在旁边，看着他的手指顺着名单往下滑。那双手很大，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

“找到了。美术学院的？”男生抬起头，有点意外地挑了挑眉，“从江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