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塬上走了将近一个钟头。塬上的土路去年夏天被暴雨冲了一道沟，现在还没填平，走起路来高一脚低一脚。路两旁的玉米地早就收了，剩下半截秸秆戳在地里，歪歪斜斜的。远处能听见拖拉机的突突声，不知道是哪家在犁地，准备来年开春种麦子。

秀莲家的苹果园在塬的半坡上。拴柱到的时候，秀莲已经在地窖口等着了。她穿着那件灰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着一根草绳，脚上蹬着一双黑布棉鞋，鞋帮子上沾满了泥。她的脸让风吹得发皴，嘴唇裂着一道道口子，像是干裂的土地。

来了？她问。

来了。拴柱走到地窖口，弯腰掀开了盖在窖口上的棉被。棉花从被子的破洞里探出来，白花花的。他把棉被掀到一边，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方口，一股子凉气从窖口里冒出来，带着浓郁的苹果发酵味——那是去年存下来的果子，已经开始烂了。

拴柱顺着梯子爬下窖。窖里很暗，只有从窖口透进来的一小方块天光。他在黑暗里摸索着，摸到了一只柳条筐，然后把筐子一筐一筐地递上去。秀莲在窖口接着，把那筐子放到旁边的空地上。

苹果已经烂了一半。好的只有三分之一。把那些烂的全都挑出来，堆在地窖的角落里，等着沤肥。秀莲一边接着筐子，一边说，声音在窖口里回荡，像是隔了一层水。上礼拜来了两个收苹果的贩子，说今年行情不好，一块钱两斤。我算了算，还不够给娃买新课本的。

拴柱在窖里没吭声。他摸到一个果子，软乎乎的，已经烂透了，汁液从果皮里渗出来，粘在他手指上，滑腻腻的。他把那个烂果子扔进烂果堆，发出一声闷闷的响。

出完了苹果，两人都坐在地窖口歇气。

日头已经偏到了西边的塬上，把秀莲家的两间窑洞照成了金黄色。窑洞前头有一棵枣树，光棍秃枝的，还没发芽。树底下拴着一只母鸡，正在刨土，刨两下捡一条虫子吞了。

秀莲从怀里掏出一个馍，掰了一半递给拴柱。那馍是硬面馍，干得很，捏在手里梆硬。拴柱接过来，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嚼。嚼了两下腮帮子就酸了，可他顾不上，往下咽。

福哥来信没？他问。

秀莲嚼着馍，摇了摇头。她的下巴随着咀嚼的动作一上一下，嘴唇上沾着一点馍屑。一年前寄回来一千块，说是老板欠了工钱。后来就再没信了。电话也打不通。

拴柱没往下问。他能想象那是啥意思——工地上出事了，或者老板跑了，或者人已经不在那儿了。在工地上，这种事不新鲜。每年都有几个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的、被水泥袋压断腿的、让□□炸掉手指的。出了事就没人管，老板跑了，同乡散了，家里人连个信儿都收不到。

他想起自己在深圳的那段时间。工地上每个月都有新来的人，也每个月都有走的人。走了的人有的结了工钱欢欢喜喜地回去，有的挨了半年没拿到一分钱，半夜翻墙跑了的。还有一些人，走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仿佛被工地吸干了，然后像一粒沙子一样被风吹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

窑后头传来孩子的喊声：娘——饿了——

秀莲把剩下的小半块馍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站起身来。拴柱也跟着站了起来。他把肩膀上沾的苹果屑掸了掸，从窖口拎了一只空筐子，准备背回去。

拴柱。秀莲喊住了他。

他站住了。

秀莲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两双鞋垫，塞进拴柱手里。那鞋垫是她纳的，碎布头拼的，针脚密密麻麻。纳得厚实，踩着软和。一双是给拴柱的，一双是给拴柱娘的。

拿着。她说。我冬里闲着没事，纳的。不花钱。

拴柱接过来，鞋垫沉甸甸的，捏在手里，凸凹不平的针脚硌着掌心。他想从兜里掏出点钱给她——哪怕两块三块，也算个意思。可他兜里只有六块钱，是孩子明天的资料费。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从兜里抽了出来，空着。

谢了。他说。

秀莲没接话。她只是转过身，往窑后头走去，招呼她的两个孩子吃饭。拴柱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那背影比前几年更瘦了，腰杆弯下去的时候，脊梁骨一节一节鼓出来。可她还是走得很快，两只脚在土路上迈得稳当，像是两根扎在地里的木桩子。

拴柱把鞋垫揣进怀里，贴着心口放着。他背着空筐子，顺着塬上的土路往回走。

太阳快要落了。塬上的风大了起来，带着一股子黄土的腥气，卷着枯草叶子在人的裤脚边打转。拴柱低着头往前走，肩膀上的筐子随着脚步一颠一颠的。

路过半山腰的那片坟地时，他停了一下。

坟地里新添了两座土包。一个埋的是前年冬天走的刘老太太，一个埋的是去年秋天走的王老汉。两座坟包上插着白纸幡子，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纸幡子已经褪了色，被雨水淋得发了黄，像是两张揉皱了的旧纸。

拴柱站在坟地旁边，看了一会儿。他想起了老根师傅。师傅今年多大了？七十七了？七十八了？他记不清了。他只知道师傅这些年身体越来越不成了，咳嗽越来越重，走路越来越慢。上次他去看师傅，师傅已经下不了炕了，躺在那张旧木板床上，盖着一床黑乎乎的棉被，眼窝陷得深得像两个坑。

师傅。拴柱在心里喊了一声，可没有出声。风太大了，把他的声音刮散了。

他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秀莲家的窑洞坐落在半坡上，像一只被岁月掏空了壳的老蜗牛，沉默地趴在黄土塬上。烟囱里冒出一缕白烟，被风斜斜地吹散了。

那白烟柱在水洗过一样的天幕上飘着，细得像一根线，随时会断。

拴柱回到村子里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他先把两双鞋垫给娘送过去，然后回到灶房，生火做晚饭。晚饭是小米稀饭，馏了两个剩馍，切了一碟咸菜。苗苗坐在门槛上，就着最后一点天光写作业。她的白球鞋问题没有解决——拴柱跑了大半个村子，最后从老李家借了一双。那是一双白色的解放鞋，比苗苗的脚大了一号，鞋帮子上补过一块补丁，用黑色的线歪歪扭扭地缝了一圈。苗苗把鞋穿在脚上，大了的里头塞了两团旧棉花。她走了两步，发出踏踏的声响。

老师说白球鞋。她小声说了一句。

拴柱从灶膛前头抬起头：这就是白球鞋。

苗苗没再说话。她把脚往门槛底下缩了缩，把那双大了一号的解放鞋藏在裤腿的影子里。然后她继续低头写作业，铅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划过。

夜深了。拴柱躺在炕上，听着外头的风。风从南环路的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子柏油的焦味。偶尔有一辆汽车从村外头开过，车灯的光柱在窗户上扫过，像一把雪亮的扫帚。

他想起秀莲说的话——福哥一年没信了。他想起师傅躺在炕上起不来的样子。他想起白天姚三娘说的"留守妇女培训"，二十块钱的补贴。他想起苗苗那双藏在裤腿里的大号解放鞋。

这些事情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的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停住了，停在了秀莲递过来的那两双鞋垫上。针脚密密麻麻的，用碎布头拼出来的花色。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了那两双鞋垫的边角。针脚硌着他的手指，实实在在的，一针一针，都是力气。

他攥着那两双鞋垫，闭着眼睛，等着天亮。天亮了，他就得起，再去扛沙子，再去搬砖，再去地里刨食。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做下去，日子就一天一天地过下去了。

至于那些留守的女人和孩子，那些断了音信的男人，那些等不到音讯的家庭——这些都是日子的常态，不是谁的错，也不是谁能改的。日子就是这样，像这副鞋垫，一针一针地纳，纳完了还算，纳不完也得纳。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被子里头有一股子尘土和汗混合的味儿，可他闻惯了，觉得踏实。他的手指还攥着鞋垫的边角，攥得死紧，像攥着两根救命的绳子。

外头的风还在刮，呜呜地响着，像谁在很远的地方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