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广场中央，发现那里搭了一个台子。台子是用钢管搭的，上头铺着红色的塑料地毯，地毯的边缘在风中翻卷着。台子上站着几个穿白衬衫的人，手里都拿着麦克风。他们正在彩排什么仪式——拴柱看出来是彩排，因为台下没有观众，只有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台子旁边走来走去，手里端着茶杯。
鞭炮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有人从广场边上搬出来一箱鞭炮，用竹竿挑着，点着了，噼里啪啦地炸开。碎红纸在空气里头飞舞，像是一群红色的蝴蝶，落在水泥地上，落在拴柱的肩膀上，落在他的头发上。
拴柱站在原地，鞭炮的烟呛得他咳嗽了两声。他伸手在肩膀上掸了掸，把一片碎红纸拂到地上。那红纸在他脚边打了两个旋儿，停住了，被风吹着，贴着水泥地往前滑行。
他又咳嗽了两声，转过身，推着自行车走出广场，上了回洼里村的南环路。
柏油马路是新铺的，泛着一层黑亮的光，太阳照在上头，晃得人睁不开眼。路两旁的柳树是新栽的，手指头粗细，用三根木棍支着，树干上缠着一圈圈草绳。树坑里填满了新鲜的黄土，一看就知道是从别处拉过来的——这附近的麦子地没了，都被推平了，哪有土。
拴柱蹬着自行车往回走。车轮子碾过柏油路面，沙沙地响，比走在土路上静得多。他骑得很慢，两条腿沉得很。他今天扛了六十袋水泥，肩膀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可他不能不骑，天快黑了，娘还等着他回去做晚饭。
路过村口的时候，他看见一群人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站着。那棵老槐树去年被雷劈了半边，一半死了，一半还吊着几条枯枝。村民们围着树站着，仰着头往天上看。拴柱经过，也停下来看了一眼。
树上挂着两条横幅。一条是红的，写着"喜贺运城撤地设市"；另一条是白的，写的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两条横幅挂在一根歪脖子树杈上，红布白布在风中飘，槐树的枯枝在它们后面戳着，像一把把干瘦的骨头。
姚三娘站在树下头，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拐棍。她看见拴柱了，朝他招了招手，嗓门还是那么亮：拴柱！回来了？瞧瞧，咱们以后也是市里人了！
拴柱低低应了一声，没下自行车。他仰头瞧了瞧那条横幅，又瞧了瞧姚三娘的脸。那张脸又老了，眼角的褶子深得像刀口，头发已经全白了，用一根黑色的网子兜在脑后。可她的腰杆还是挺直的，拐棍杵在地上，人站在拐棍旁边，像一面不会倒的旗。
三娘，拴柱叫了一声，声音哑得厉害。你搬到城里去不？
搬啥搬？姚三娘一摆手，像是要挥走一片苍蝇，我这间窑洞住了五十年，你叫我搬我就搬？不搬。市里人也好，村里人也罢，我都在这。天塌不了。
拴柱点了点头。他蹬上车，骑了两步，又停住，回头说了一句：三娘，我娘最近咳得厉害。你有空……帮我照看一下。
姚三娘在树下头哼了一声：还用你说？趔走你的。
拴柱回到家，日头已经落到了塬的后头。院子里浮着一层暗蓝色的光，像蒙着一块脏了的纱布。他把自行车支好，进了灶房，生火，舀水，和面。白面不够，往里搀了棒子面。他今天没从粮站赊到白面，腰里头的钱不够赊的。
点火的时候，他划了两根火柴都没划着。第三根总算着了，火苗蹿上来，舔着锅底。他把水倒进锅里，盖上锅盖，坐在灶膛前头拉风箱。风箱吱呀吱呀地响，灶膛里的火苗一蹿一跳的，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苗苗在灶房里写作业。她的小脑袋几乎埋到了本子里头，铅笔尖在纸上来回划拉，发出沙沙的轻响。她今年的功课比往年紧多了，尤其是数学，她开始学那些她爹一辈子也没搞懂的字母和符号。拴柱看了一眼她的本子，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和图形，像一张画满了虫子爬过痕迹的纸。
爸，校长今儿还说了。苗苗没抬头，声音从胳膊肘子里头传出来，轻飘飘的，下学期的学杂费要提前交，三十块。
拴柱拉风箱的手停了一下。三十块。加上今天的资料费十二块，就是四十二块。他今天挣了十八块，娘的药十二块，手里一共二十四块。还差十八块。
他低低应了一声，没说他上哪找这十八块。他只是继续拉着风箱，把灶膛里的火拉得旺旺的。锅里的面片汤开始咕嘟了，面疙瘩在热水里头翻滚，像一群溺水的白色小虫子。他从碗柜里舀了一勺盐，撒进锅里，又用筷子搅了搅。
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围在灶房的小矮桌边上。娘坐在最里头，端着碗，筷子挑不起面片，她就用勺子舀。苗苗坐在左边，吃得很快，呼噜呼噜的，吃出了一头汗。拴柱坐在右边，手里捧着碗，半天没动筷子。
他的目光飘到窗外。院子里那根晾衣绳在暮色里头晃悠着，绳子上空空荡荡的，没有衣裳。只有一只木夹子还夹在绳子上——就是雪梅从前用来夹袜子的那只。绳子在风中轻轻地荡，那只木夹子就跟着一上一下，像一只孤零零的小麻雀，在等着什么。
远处又传来一阵鞭炮声。县城的方向。应该是庆祝撤地设市的晚会开始了，可能还放了焰火。拴柱看不见焰火，只看见塬的后头有一小块天空被映得发红，像是着了火。那红色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持续了约莫一支烟的工夫，然后灭了。
娘吃完了碗里的面片，把碗递给拴柱。拴柱接过碗，到水缸边舀了半瓢水，把碗冲了冲，水倒进了院子里的菜畦里。菜畦里种着几棵白菜，叶子让虫子咬得全是窟窿，像一把把破破烂烂的伞。
夜天黑了。拴柱端着一瓢凉水，在院子里激了把脸。水很冷，激在脸上，像被小刀子拉了一下。他站直了身子，仰头看了看天。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一块黑黢黢的天幕，从东罩到西。
他想起白天在广场上看到的那条标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布鞋，鞋帮子上裂了一道口子，露出里头灰乎乎的布里子。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指甲缝里嵌满了黑色的油污。最后他看了看自己的院子，黑黢黢的土墙、锈迹斑斑的自行车、空荡荡的晾衣绳——这就是他的城，他的市。
他低下头，用袖子抹了把脸，端着水瓢走进灶房。
苗苗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胳膊底下压着算术本，笔还攥在手里。拴柱走过去，把本子从她胳膊底下抽出来，合上，放在一边。他把苗苗抱起来，很轻，像一捧干柴。他把她送进西屋的炕上，盖好了被子，把那只掉了一个耳朵的布老虎塞到她的胳膊底下。布老虎的棉花早就让虫子蛀空了，瘪瘪的，可苗苗还舍不得扔。
拴柱站在西屋的门口，看着娃的睡脸。娃的眉头皱着，嘴微微张着，嘴角还有一点面条汤的印子。他伸出手，想给她把被子往上拉一拉，可手伸到一半就停住了。他的手太脏了，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怕把被头蹭脏了。
他把手缩回来，在裤腿上蹭了蹭，退了出来。
回到灶房，他把锅里剩下的面片汤盛进一只瓦罐里，搁在灶台上，上面盖了一个木盖子——那是明早娘的热乎饭。他自己一口没吃。他不饿。或者说，他饿，可他舍不得吃。锅里剩下的面片也就够一碗多一点儿，他吃了，娘明早的饭就不够了。
他坐在灶膛前头，往炉膛里添了一块煤，把火封上。火焰在煤缝里一下下地跳动着，从橙红变成暗红，再变成灰白。他看着那团火，想起了白天县城广场上炸开的鞭炮。那鞭炮声很响，很热闹，可离他很远。就像撤地设市这件事一样，很热闹，也离他很远。
他把手伸进棉袄内兜，摸出那块手帕。师傅给的手帕，边角的刺绣已经磨光了，只剩下一圈毛边。他把那块手帕贴在脸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股子老粗布的潮气和樟脑的味道已经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一股子他自己的体味——汗味、土味、还有一点点面片汤的清淡香气。
他攥着那块手帕，坐在灶膛前头，一直坐到炉膛里的最后一丝红光也暗了下去。空气里头弥漫着一股子煤灰味，冰凉冰凉的。可他没有动，只是坐在那里，听着外头的风声。
风从南环路的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子柏油被太阳晒过的焦糊味，还有一种他说不出来的、新鲜的味道——可能是新开垦的土地翻出来的土腥味，也可能是新栽的柳树发芽的涩气。总之，那味道不是从前的味道了。从前的味道是渠水的腥、盐碱的涩、麦子抽穗时的清香。现在的味道变了，变得很新，新得让他不习惯。
院子外面的马路上，偶尔有汽车开过去，车灯的光柱在窗户上扫过，像一把把雪亮的扫帚，把屋子里的黑暗扫开，又放下。拴柱听着那些车声，知道它们是从县城的方向来的，往更远的地方去。那些车子里头坐着的人，可能刚刚参加完撤地设市的庆祝晚会，喝着酒、谝着闲传。
他不会去。他没有邀请。也没有人请他。
他只是坐在自己的灶房里，陪着一炉快熄灭的火，攥着一块磨秃了边的手帕，等着天亮。天亮了，他就得起，再去扛水泥袋子，一袋三毛，六十袋十八块，够买六斤白面，或者给娘抓一副药，或者给娃交一半的资料费。
日子就是这么过下去的，不管撤不撤地、设不设市。城也罢，乡也罢，鞭炮也罢，焰火也罢，跟他都没有太多关系。他要扛的还是那些一百斤一袋的水泥，要给娘做的还是那碗面片汤，要给娃凑的还是那三十块钱的学杂费。
天快亮的时候，拴柱才迷迷糊糊地歪在灶膛前头睡着了。他的手里还攥着那块手帕，手指紧紧地缠着它，像是攥着一根救命的绳子。
他的梦里头没有鞭炮，没有焰火，没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横幅。他的梦里头只有一口铁锅，锅里的面片汤在咕嘟咕嘟地翻滚，白色的面疙瘩在热水里沉浮。他站在锅跟前，拿勺子搅了搅，想把面片搅均匀了，可那面片越搅越碎，越搅越稀，最后变成了一锅浑水，什么东西也捞不着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