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念桐把那封信带回合肥的时候，信封边角已经磨起了毛边。她把它放在宿舍书桌上，对着台灯看了很久，没有拆。

她给苏雨桐打了个电话。

“妈，我在县一中校门口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寄件人是钟楼，邮戳是三十年前的。”

苏雨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三十年前，她刚重生回来，刚在高三教室里敲了三下江俊浩的桌子，刚把猎杀名单写在那个三十二分的卷子背面。那一年钟楼还是环球基金的Z级目标，坐在大洋彼岸的办公室里操控着一整个学术腐败网络。那一年他给县一中一个高一女生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路上走了整整三十年。

“拆吧。”苏雨桐说。

念桐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页信纸，纸质黄得发脆，钢笔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信的内容很短：

苏雨桐同学：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了。我查过你的成绩单和家庭背景，确认你是从高一倒数第一爬到年级前列的。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三十年前北大数学系有个叫陈景明的年轻讲师，当年环球基金对他的评估是“不可收买”。我签了那份评估报告。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我没有签那份报告，陈景明的论文会发在哪家期刊上，他的学生会是谁，数论领域的某些难题会不会提前十年被解决。想了很久，没有答案。因为这世上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这封信不是道歉。我做的事不值得被原谅，也不需要被原谅。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环球基金的档案里关于你的初步评估已经建立了。评语是“可收买性：待定”。这个评估是我亲手批的，没有交给下面的人做。所以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名字在评估名单上。

我把评语改成了“不可收买”。环球基金的资料销毁规则是每三年清理一次待定评估档案，只有确定评级才会永久保留。打上“不可收买”标签的人，档案会在下一个清理周期被自动销毁。算算时间，你的档案应该已经被碎纸机处理掉了。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不为别的，只是想让那个叫陈景明的人知道，他当年被评估为“不可收买”不是因为他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公正的系统，而是因为这个系统本身就不配评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