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的当晚，苏雨桐和江俊浩在北大数学系的小会议室里整晚没睡。顾老板铁皮箱子里的档案全部被扫描成电子版，按编号和时间线排列在江俊浩的电脑屏幕上。每一个档案袋里的评估笔记都被单独提取出来做关键词比对，比对的目标只有一个。

代号钟楼。Z级目标。

凌晨三点，江俊浩的比对程序跑完了最后一组数据。屏幕上弹出一个匹配结果，匹配率百分之九十七点三。匹配对象是某高校退休教授钟某某，曾任国家级人才计划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人已退休多年，在职期间经手过数以亿计的科研经费。

苏雨桐盯着屏幕上的那个名字。这个人刚退休的时候还发过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学术自由的边界”，里面有一段话她记得很清楚——“学术评价体系不可能完全独立于资本，这是现实的无奈。我们只能尽力在资本的夹缝中保持学术的纯洁，而不是妄想消灭资本。”当时她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北大的新生，觉得这段话有点刺眼但说不清刺在哪儿。现在她知道了——那个“刺”是这段话在替资本辩护，把投降说成无奈，把妥协包装成智慧。

这才是真正的对手。不是沈崇明那种低级的权钱交易者，不是周教授那种被推出来当弃子的中层调度者，而是整个学术腐败体系的总设计师——他设计了一整套洗白逻辑，让资本的介入看起来合法且不可避免，让自己的妥协看起来像个带着遗憾的哲人。他亲手设计了对陈景明等一批学者的压制方案并批示“按此方案执行”。

而那份接替方案，就是钟楼当年亲手签的。

江俊浩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用衣角擦着镜片，熬夜让他的声音带上了沙哑：“所有线索都对上了。沈崇明拿到那个横向课题的资金来源是周教授给的，周教授背后的分拨节点直接指向环球基金的二级账户，账户的最终签字权限属于Z级目标。顾老板提供的评估档案中关于陈景明‘不可收买’结论的那一页复印件上，批示栏的笔迹特征与钟楼公开发表文章的书法习惯在对角撇捺处完全一致。”

苏雨桐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凌晨四点的北京。路灯还没有灭，远处有清洁工在扫马路，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隔着玻璃传上来，像是某种缓慢的倒计时。

她拿出手机给顾老板发了条消息：Z级目标已确认。当年那份压制陈景明教授的评估报告上的签名与环球基金内部档案中的Z级目标笔迹一致。

顾老板回得很快：那就动手吧。我等这一天等了三十年。

苏雨桐没有立刻动手。她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把所有证据重新整理了一遍，做了三份副本——一份发给相关部门，一份发给当初报道峰会事件的那几家媒体，最后一份发给了陈景明。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陈教授，当年对您做出“不可收买”评估并签署接替方案的Z级目标已确认。附件是全部证据。

陈景明收到邮件的时候正在家里吃早饭。他看完所有附件之后把筷子放在碗上，坐在饭桌前沉默了许久。老伴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三十年前的一个坎，今天终于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