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吃饭砸碗，我默默打扫。他踩断我的铅笔，我削好新的。他扯下我晾的衣服踩泥印，我重新洗过。

我不是没脾气，我只是没资格有脾气。我怕再被扔出去，怕真的无处可去。

直到那个他们夫妇不在的冬夜，吴昧烧成了小火炉，哭得迷迷糊糊。我守了一整夜，用凉毛巾反复给他降温。

天快亮时，他烧退了，睁开眼后发现我一个人爬在他的床上，一只手还摸着他的额头。

他忽然伸手，碰了碰我的头发，小声说：“……阿重的头发，好软。”

我突然惊醒，慌忙问他是不是还难受。

他却把脸猛地埋进被子，只露出两只通红的耳朵。

那堵横在我们之间大半年的墙，就在那个清晨，悄无声息地塌了一角。

从此，我的世界多了一条甩不掉的小尾巴。

我做功课，他搬小板凳在旁边乱画，偷瞄我的作业本。我整理货架，他会悄悄把最甜的陈皮糖塞进我口袋。巷口野孩子抢他弹珠，我会挺直脊背挡在他前面，而他会紧紧攥住我洗得发白的衣角。

我有了一个秘密：把他扔掉的断铅笔、画坏的蜡笔画，用旧报纸包好，藏在杂货铺柜台最深的缝隙里。

岭南的凤凰木又开了，开得满条街都是，满天的红，我放学时捡了最红的花瓣，压平，悄悄放进他的铅笔盒。

第二天，我看见那片花瓣被他贴在窗玻璃上，阳光一照，透出淡淡的、暖洋洋的红。

有个少年，在满是橙红花瓣的午后，对着玻璃上那抹笨拙的淡红光影，偷偷地、狠狠地动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