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墙里的人一个一个地死去。

死在我的身边，死在我的眼前。他们的脸在黑暗中慢慢模糊，变成一片灰白的、没有轮廓的东西。我已经记不清他们的样子了。甚至记不清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不是突然死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死的。先是不吃东西，然后是起不来，然后是在麦秸堆里缩成小小的一团，然后就再也没有动过。

每次有人死，尸体不会立刻搬走。只有等“恩赏”下来时，随着竹筐送上去。

隔几天，又会送进一个新的聋哑老仆。

新人穿着干净的衣服，脸上还有血色，眼神里还残留着对外面世界的一点记忆。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变成和老人们一样的颜色——灰的，暗的，没有光泽的，像是被这堵墙吸走了所有的活气。

建庶人没有死。

那些聋哑老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他一直活着。外面送进来不易腐烂的食物，米面粮油。但他只会吃那些泡软了的馒头、稀粥、烂菜叶子——从他两岁起就一直吃的东西。

稍微硬一点的、需要咀嚼的，他就不吃了。不是不想吃，是不会吃。没有人教过他。

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大概是外面某个心软的人——在竹筐里塞了一小块麦芽糖。

我记得那股甜香。

它从竹筐里飘出来，飘进墙内。

那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闻到甜味。不是腐烂的甜，不是发霉的甜，是真正的、干净的、温暖的甜。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建庶人拿到了那块糖。他的手太笨了，解不开油纸，就用皮套夹着，一点一点地挤，一点一点地舔。他吃东西的样子很慢，很认真，像是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吃完了，他舔了很久的皮套。

然后他蜷缩在麦秸堆里，闭上了眼睛。

后来，我再也没有向外传递过任何消息。

不是不能，是不想。

锦衣卫的暗号我一直记得——每次送物资的竹筐上，有一根麻绳打了三个结，那就是在问“有无异常”。

最开始那几年，我会在瓦片上写字，塞进篮子的夹层里。但渐渐地，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少。从密密麻麻的观察记录，到几个字，到一片空白。

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可写。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什么。

什么是“异常”？一个孩子在地上画圈，算异常吗？一个人在黑暗中坐着不动，算异常吗？一个人在墙上刻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字，算异常吗？

如果这些都算，那什么才是“正常”？外面的人正常吗？把我送进来的人正常吗？那些聋哑老人正常吗？

我分不清了。

五

我的头发从黑变成灰白，我的皮肤从紧致变得松弛，我的牙齿开始松动，我的腰开始佝偻。

但我的眼睛还是亮的——至少我自己觉得还是亮的。

因为我识字，我能在脑子里默写那些字，一遍又一遍。

我还能记得外面的世界，记得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记得风吹过头发的声音，记得雨水打在瓦片上的滴答声。

我记得。

这恰恰也是我最深的诅咒——因为记得，所以知道自己在失去。

我每一天都知道自己在慢慢忘掉一些东西。

有时候我会忘了父亲的脸。有时候我会忘了家的样子。有时候我会忘了自己的名字。

赵素心。

我在心里反复念这三个字，一遍又一遍，像念经一样。生怕有一天连这三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最后一次想递消息出去，是宣德十年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