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八，林泽走后的第十六天。

这天一早，沈渡起来就去了偏院。老刘头已经在了，他正蹲在灶房里烧水，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沈渡走过去，从水壶里倒了一碗热水，端在手里。水烫，碗也烫，他换了一只手，又换回来。他端着那碗水走到偏院门口，停下来，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着的门。

今天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不是林泽的生日，不是林泽的忌日，什么都不是。但沈渡觉得今天应该去看看他。不是因为今天特殊，是因为他想去。想去就去了，不用挑日子。他推开偏院的门，走进去。屋里还是那样，床空着，桌子空着，柜子空着。他把那碗水放在桌上，站在那，看着那碗水。水冒着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一团一团的，升到屋顶，散了。

沈渡站在那里，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是会说话的人，他连信都写不好。他站了一会儿，把那碗水端起来，自己喝了。他渴了，不是替林泽喝的，是他自己渴了。他喝完水，把碗放下，走了出去。

老刘头在灶房里蒸了一锅馒头。馒头白花花的，圆鼓鼓的，底下的焦疙餷黄灿灿的。他把馒头从锅里捡出来，放在碟子里，端到偏院，放在桌上。桌上有沈渡喝过水的那只碗，碗底还剩一点水。老刘头把那碗水倒了，把碗放在馒头旁边，又回灶房端了一碟咸菜来，搁在馒头旁边。他站在这桌东西面前，看着它们，馒头、咸菜、碗，三样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

“林公子，吃饭了。”他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就像在喊一个还没起床的人。

然后他出去了。

老刘头回到灶房，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看着灶膛里的火发呆。火烧得旺旺的，灶膛里红彤彤一片，热浪扑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更深了。他想起小时候，他爹也是这样坐在灶台前，看着火发呆。他爹爱看火，一看就是大半天，不说话，不动，就那么看着。他问他爹看什么，他爹说看火。火有什么好看的？火就是火，烧起来是红的，灭了是黑的。但他爹说，火里有东西，有你看不见的东西。他不知道火里有什么，但他觉得他爹说得对，火里确实有东西。是什么他说不清，但今天他看着灶膛里的火，忽然觉得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一个人的脸，不是林泽的，是他自己的，是他年轻时候的脸，红扑扑的，圆圆的，眼睛很大，嘴巴很翘。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然后火灭了，那张脸也没了，灶膛里只剩一堆红不红黑不黑的灰。他拿起火钳，拨了拨那些灰，灰底下还有一点火星，红红的，亮了一下，又暗了。

正月二十，林泽走后的第十八天。

北山上的雪化了大半，露出底下的土。土是黑的，湿的，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一块发好的面团上。那几棵松树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枝条上的雪化了，树枝弹起来了，不像之前那么低了。坟还是那座坟，圆圆的，比之前又小了一圈，土被雨雪冲走了不少，沈渡又培了一次。

老刘头这天没去北山，他去了城外的青云观。青云观在城东南，不大，一间正殿两间偏殿，院子里一棵老柏树，柏树下有口井。观里的道士姓陈，五十来岁，瘦高个儿，留着一把花白的胡子。他认识老刘头，老刘头每年过年都来烧香，烧完香就走，不多待，也不多话。

“陈道长，”老刘头说，“我想给一个人点盏长明灯。”

“什么人？”

“一个年轻人。姓林。走了十八天了。”

陈道长没再问，从柜子里拿出一盏油灯，铜的，不大，上面刻着莲花纹。他把油灯放在供桌上，倒了油，放了灯芯，点着了。火苗不大，黄黄的，在供桌上晃了晃，稳住了。

老刘头从怀里掏出几两碎银子，放在供桌上。陈道长没看银子，看着那盏灯。灯亮着，火苗一蹿一蹿的，像一个人在呼吸。

“这盏灯能点多久？”老刘头问。

“油干了就灭了。”

“我能来添油吗？”

“能。”

老刘头点了下头，转身走了。他走到道观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灯。灯还亮着，在灰蒙蒙的天光里，那点火很小，但你一眼就能看到它。老刘头看着那点火，觉得它像林泽。不是说林泽像火，是说——他在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有多亮，他不在了你才知道，这世上少了一盏灯，暗了一大块。他转过身，走出道观，走在回城的路上。路两边是田，田里的雪化了，露出一垄一垄的黑土。土是湿的，亮晶晶的，像涂了一层油。有几只鸟在田里找食，灰不溜秋的，蹦蹦跳跳的。他看着那些鸟，忽然想——春天快来了。林泽等不到春天了。

莫淮竹走了以后，沈渡在书房里发现了一样东西。

不是莫淮竹落下的，是他故意放的。放在抽屉里，跟林泽那封信放在一起。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多谢。”就两个字。沈渡看了那两个字，把纸条折好，放回抽屉，锁上了。他不知道莫淮竹谢他什么，也许是谢他收了林泽，也许是谢他葬了林泽，也许是谢他写了那封信。也许什么都不为，就是想谢一下。谢谢你把他的事办了，谢谢你在最后这段日子陪着他，谢谢你在我不在的时候替他做了我没能做的事。

沈渡把那两个字又念了一遍。“多谢。”他这辈子听过很多人说谢，有的真心，有的假意，有的听着像谢其实是在骂你。莫淮竹这两个字，写得端端正正的，不轻不重，不大不小。不是写给他看的，是写给他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