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头把二胡拉了一整夜，不是什么正经曲子，想到哪拉到哪。有时一个调子翻来覆去拉十几遍，像在反复说同一句话；有时拉一半停了，半天没动静，像忽然忘了要说什么。

天快亮的时候他把二胡放下了。不是拉完了，是手没劲了，拿不住弓子了。弓子从手里滑下去，掉在地上，嗒的一声，在安静的屋里听着像砸了个什么东西。

他坐在床沿上，低头看着那把二胡。二胡躺在桌上，琴筒朝上，弦还在微微地颤着，发出极细极细的嗡嗡声。他盯着那把二胡看了好一会儿，伸出手，把琴筒转了转，让那个疤朝里。

那个疤他记得很清楚。是三十五年前磕的。那年他三十二岁，刚来泽州，在码头上扛大包。有一天扛完一包粮食从跳板上下来，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地上，二胡从背上甩出去，琴筒磕在石头上，磕出一个指甲盖大的坑。他把二胡捡起来，摸了摸那个坑，疼得心都揪起来了。那把二胡是他爹留给他的，他爹也是拉二胡的，拉了一辈子，没拉出名堂，但拉得很开心。他爹死的时候，把二胡塞在他手里，说了一句话——拿着，别断了。他接过来了，没断。三十五年来，这把二胡在他手里，换过弦，换过码子，换过弓毛，连琴轴都换过一回，就是那个坑没补。他不补，留着。留着就记得，记得他爹，记得他三十二岁那年在码头上摔的那一跤。

他站起来，把二胡挂在墙上，又回头看了一眼。

窗外天亮了。灰蒙蒙的，跟昨天一样，跟前天一样。灰得不新鲜，灰得没脾气，灰得像一个从来没高兴过的人的脸。老刘头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扑了他一脸。他打了个哆嗦，没缩。他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雪。雪停了，但没化，白茫茫的。偏院的门关着，屋顶上的雪厚厚一层，把瓦片全盖住了，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远处灶房的烟囱冒着烟，细细的一缕，在灰蒙蒙的天幕上画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线。

老刘头去了灶房，生了火，烧了水。今天不蒸馒头了，不煮面条了，也不熬粥了。他烧了一壶水，沏了一壶茶。茶叶放了一撮，没放一把。他想起林泽说的话——“老伯，你这一把，够煮三壶了。”他笑了。不是真的笑，就是嘴角动了动。一个人待在灶房里，嘴角动了动，算是笑过了。他把茶壶放在灶台上，让茶闷着。闷了一会儿，倒了一杯，端起来喝了一口。不苦了。不是不苦了，是没那么苦了。他从一把减到一撮，能不苦吗。他端着那杯茶站在灶房门口，一口一口地喝着，喝得很慢，小口小口的。一杯茶喝了快半个时辰，喝到最后凉了。他不喝凉茶，把杯底的茶根泼了，把杯子洗了，放回碗柜里。

他在灶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去了门房。

门房很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炉子。炉子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他把炉子重新生着，火苗舔着炉膛，很快屋里就暖和了。他坐在那把椅子上，两手揣在袖子里，看着门口。

今天是赶集的日子。虽然雪还没化完，但已经有人进城了。卖菜的，卖柴的，卖布的，卖鸡的，三三两两的，从城门口进来，沿着大街走，找地方摆摊。老刘头看着那些人的脸，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点个头，不认识的看一眼就过去了。一个人从他面前走过去，又退回来，站住了。是个老头，比他还老，背佝偻着，脸上全是老人斑。

“老刘，”那老头说，“听说你们府上死了一个人？”

老刘头没应声。

“是不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后生？我那天看到他进城，一身是血，从北门进来的。”

老刘头还是没应声。

那老头站了一会儿，见他没反应，就走了。

老刘头看着那老头的背影，佝偻着，一步一步地走远了。拐了个弯，不见了。他把目光收回来，看着炉子里的火。火烧得很旺，红彤彤的，炉盖子烧红了，透亮。

他想——城里的消息传得真快。林泽死了，才几天，连卖菜的都知道了他不怪他们。他们不认识林泽，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在等谁。他们只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一身是血，从北门进来。他们不知道那个年轻人为什么要来泽州，不知道他在等谁，不知道他等了多久。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们知道他死了。一个人死了，这种事传得最快。

晌午的时候，沈渡来了。他站在门房门口，没进来。老刘头站起来，把椅子让给他，他没坐。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老刘头。信封上写着几个字——“泽州城主沈渡亲启”。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像刻出来的。老刘头接过信，翻来覆去看了看，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落款，只写着这八个字。

“谁送来的？”老刘头问。

沈渡没回答。

老刘头看了他一眼，没再问，把信还给他。

沈渡接过信，在手里攥了一会儿。信封被他攥皱了，他又用手抻了抻，抻不平了。他走到炉子旁边，把信举在火上面，烤了一会儿。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烤什么，也许是觉得信太凉了，也许是觉得信在路上走了好几天，带了一身的风霜，应该先烤一烤再拆。信纸不会觉得冷，但他觉得应该烤一烤。他烤了很久，烤到信封发烫了，才翻过来，拆开封口。

信纸是白的，叠了两折。他打开，看到上面写着一行字——“三日后抵泽州。莫淮竹。”

就这一行。

三日后抵泽州。没有“见字如面”，没有“节哀顺变”，没有“望兄珍重”，什么都没有。就这一行字，七个字，日期，名字。沈渡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莫淮竹要来了，三天后，从京城到泽州。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林泽还没死。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林泽正躺在那间偏院里，安安静静地等着咽气。他在路上走了不知道多少天，走的时候林泽还活着，等他到了，林泽已经埋在北山上了。

沈渡把信纸折好，塞回信封，把信封揣进怀里。他从怀里又掏出一样东西——那块青布包。他在偏院的时候放在林泽枕头边的那块青布包。下葬的时候他拿出来了，没放进去。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放进去，就是觉得不该放进去。也许是因为他不知道里面包着的是什么，也许是因为他觉得那样东西应该还给莫淮竹，也许是因为他怕放了进去莫淮竹就再也见不到了。他不知道，他就是没放。他从枕头边拿起来揣进怀里，揣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打开过。现在他把青布包放在桌上，解开布包上的结。

青布包了好几层，一层一层地解开，最里面是一块玉佩，青白色的底子上飘着几丝墨绿色的纹路。玉佩的一面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竹”字，笔画粗的粗细的细，像没长好的庄稼。玉佩用一根红绳穿着，红绳旧了，褪色了，边缘起了毛。沈渡把玉佩托在手心里，翻来覆去看着，那个“竹”字刻得很深，不是工匠刻的，是有人用小刀一点一点刻出来的。每一刀都很用力，用力到差点把玉刻穿了。刻这个字的人，手一定很疼。疼也刻，刻完再揉揉手，再刻下一个。

沈渡把玉佩放回青布包里，重新包好，一层一层地包，包得跟原来一模一样，连打结的位置都一样。他不知道原来那个结打在哪里，但他觉得他打得差不多。打完了，他把青布包放在桌上，跟那封信并排摆着。一封信，一个布包，两样东西，都是莫淮竹的。沈渡暂时替他收着，收了几天了，再收三天，就能亲手交给他了。交完了，他的事就了了。他跟这件事就再也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