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不大，尖尖的，细细的，像一只蚊子在叫。老刘头皱了皱眉，又调了调弦，又拉了一下。这次好一些了，不那么尖了，但还是不好听。他的手生了，好几年没拉了，手指不知道往哪搁，弓子不知道怎么走，连坐姿都觉得别扭。他把二胡放下，坐在那，看着它。他在想，他还拉不拉得出来那首《二泉映月》。那首曲子他拉了三十多年，每个音符都在他心里，但他不知道他的手还记不记得。手老了，手指不灵活了，关节也硬了。他怕一拉出来，不是那个味道，怕自己听了难受。但不拉，他也难受。他坐了一会儿，又把二胡拿起来，放在腿上，摆好姿势。左手按弦，右手拉弓。

弦响了。

第一个音出来的时候，他的手指抖了一下。不是怕，是激动。他没想到自己还能拉出这个音，虽然不准，但确实是那个音。他的手记得，他的手指还记得该按在哪里。虽然按得不准，但位置是对的。他继续拉，一个音一个音地往外蹦，断断续续的，像一个人在结结巴巴地说话。不流畅，不好听，但每蹦出一个音，老刘头的心就踏实一分。

他拉完第一段，停了。他的眼眶红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拉出了这些音而高兴，还是因为拉出了这些音而想起了很多事。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在一个夏夜，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拉这首曲子。那时候他的手还灵活，他的手指还能在弦上飞快地跑，他的弓子还能拉出又长又稳的长音。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能拉一辈子，拉到自己老得拉不动了为止。他老得拉不动了，他的手还是能拉，他的手没老，他老了。他坐在那，二胡搁在腿上，手心全是汗。他用衣角擦了擦手，又从第一段开始拉。这一次，比刚才顺了一些，断的地方少了，连的地方多了。他拉得很慢，不是他故意拉慢的，是他的手快不起来。快起来就乱了，按不准，拉不稳。慢一点，他能想，想下一个音该按在哪里，想这个音该拉多长，想这个地方该不该换弓。他想得很认真，认真得像一个刚学二胡的孩子。其实他就是一个刚学二胡的孩子，三十多年前是，现在还是。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学会了，他永远在学，永远觉得下一个音能拉得更好。下一个音，下一个，再下一个。他拉着拉着，忘了时间，忘了自己在哪里，忘了他明天还要看门，忘了林泽已经埋在北山上了。

他忘了，但他的二胡没忘。二胡替他记着。

那天晚上，沈渡也拉了一首曲子，不，他没拉，他不会拉。他在书房里坐着，听到老刘头的二胡声从后院传过来，断断续续的，不太准，但听得出来是《二泉映月》。他听过这首曲子，很多年前，在一个茶馆里。拉曲子的也是一个老头，比老刘头还老，老得背都直不起来，但手一碰到弦，整个人就变了，变得年轻了，变得有力了，变得不像一个老头了。他闭着眼，摇头晃脑的，弓子在弦上飞快地跑着，手指在弦上飞快地按着，那些音像水一样从他的二胡里淌出来，流了一屋子。茶馆里的人都听呆了，没人说话，没人喝茶，没人嗑瓜子。就听着，听完了，掌声雷动。那老头站起来，鞠了个躬，走了。沈渡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也没听过《二泉映月》——直到今天。老刘头拉的没有那个老头好，差远了。但他听着听着，眼眶红了。不是因为好听，是因为——老刘头在替林泽拉。他不知道老刘头是不是在替林泽拉，但他觉得是。他觉得老刘头今天拉这首曲子，不是为自己拉的，是为林泽拉的。林泽走了，他听不到了。但沈渡觉得他能听到，在那边，在他那个地方，他听到了。他也许在听，也许没有，但沈渡觉得他在听。

沈渡站起来，推开窗户，让二胡的声音更清楚地传进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穿过院子，穿过回廊，穿过窗户，落在他耳朵里。他靠在窗框上，听着。

二胡声停了。

过了一会儿，又响了。这次不是《二泉映月》，是一首沈渡没听过的曲子，没有名字，没有调子，就是老刘头自己在那拉，想到哪拉到哪。有时候好听，有时候不好听，有时候拉得顺，有时候卡住了，停下来想一想，再接着拉。沈渡听着那些断断续续的音符，觉得老刘头在跟林泽说话。不是用嘴说，是用二胡说。他说了很多，说了一整夜。

沈渡听了很久，直到二胡声停了，再也没有响起。

沈渡关上窗户，在桌前坐下来。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封信，信封上什么都没有，就一道折痕。他把信封贴在脸上，凉的。他贴了很久，然后把信封放回去，锁上抽屉。他吹了灯，在黑暗里坐着，想着明天。明天他要做什么？明天他要去北山，去看那座新坟，去看看坟上的土有没有被雪冲走，去看看那几棵松树还在不在，去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像老刘头说的那样——朝南，太阳晒得到。他明天要去，后天也要去，大后天也要去。他不是去上坟，不是去烧纸，不是去哭。他就是去看看。看一眼，觉得林泽还在。看一眼，觉得自己还在。看一眼，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一点值得他活着的东西。

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但他觉得它在，在那个坟里，在那片土下面，在那口黑漆漆的棺材里，在林泽安静的、带着弧度的嘴角旁边。它在那，它会一直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