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溪对大理的第一印象，是阳光。

那种阳光和北京的不一样。北京的阳光总是隔着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照在身上温吞吞的，不痛不痒。

但大理的阳光是直接的、赤裸的、毫不吝啬的，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整整一桶金色的颜料，哗啦一声，把整个世界都浇透了。

她走出大理火车站的时候，被那道光晃得眯起了眼睛。

空气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花香，又像是泥土被太阳晒过之后散发出的那种干燥而温暖的气息。

远处的苍山连绵起伏，山顶上还残留着薄薄的一层雪，在蓝得发指的天空映衬下，像一幅挂在天地之间的巨幅水墨画。

林溪拖着行李箱站在火车站广场上，仰起头，看着那片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从鼻腔进入，经过喉咙，穿过胸腔，一直沉到小腹。

她能感觉到那口气在她身体里蔓延开来，像一股温热的泉水，流过那些干涸的、龟裂的角落，一点一点地浸润着那些被疼痛和疲惫折磨了太久的土地。

她忽然想哭。

不是难过，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巨大的感动。

感动于这片天空的辽阔，感动于这束阳光的慷慨，感动于自己还活着，还能站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一切。

她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仰着头，眯着眼睛，让阳光把她的脸烤得发烫。

她在古城边上订了一间民宿，一个月起租，月租八百块。

房东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白族阿妈，姓杨，皮肤被晒成了深棕色，脸上的皱纹像大理坝子上的沟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两条缝，露出两排不太整齐但很白的牙齿。

杨阿妈帮她把行李箱拎上二楼，推开了一扇木门。

“姑娘，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房间不大，十几平米，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

窗户是木框的，推开以后能看到远处的苍山和近处的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的花瓣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卫生间在一楼，公用的。厨房也可以用，你高兴自己做饭就自己做。有什么需要就跟阿妈说。”杨阿妈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交代完，拍了拍林溪的肩膀，下楼去了。

林溪站在窗前，看着那棵三角梅，看了很久。

她把行李箱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挂进衣柜，把书一本一本地摞在书桌上，把电脑放在书桌中央，把那只橘猫抱枕放在床上。

做完这一切，她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忽然觉得这个小小的、简陋的房间，比北京那间精装修的公寓更像一个家。

因为这里没有别人的影子。

这里只有她自己。

最初的半个月，林溪几乎没有出门。

她像一个受了伤的动物，本能地寻找一个安全的、黑暗的、与世隔绝的洞穴，把自己藏进去，等待伤口慢慢愈合。

她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以后就躺在床上发呆，看着窗外的那棵三角梅在风中轻轻摇晃。

饿了就去厨房煮一碗面，或者去路口的小店买一碗米线。吃完了回来继续躺着，看书，或者不看；想事情，或者不想。

她的身体还在恢复。小腹的疼痛已经减轻了很多，但偶尔还会隐隐地抽一下，像一个遥远的回声，提醒她那些事情真实地发生过。

她按时吃消炎药，注意保暖，不做剧烈运动。她对自己的身体前所未有的温柔和耐心，像对待一个受了伤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不敢再让它受一点委屈。

但她的心理，没有那么容易恢复。

那些画面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B超单上那个蚕豆大小的胚胎，手术台上刺眼的无影灯，麻药退去后那种巨大的空。

她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以为自己足够坚强，可以独自面对这一切。但真正经历过之后，她才发现，有些东西是准备不了的。

她可以为一场考试准备三个月，但她无法为失去一个孩子做准备。

因为她不是在失去一个孩子——她是在主动放弃一个孩子。这种主动的选择，比被动的失去更让人难以承受。

因为她知道，这是她自己做的决定。没有人逼她，没有人在她耳边说你必须打掉。是她自己走进医院，自己签的字，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的。

这个决定，她要背负一辈子。

有时候在深夜里，她会忽然想起那个小小的、有心跳的生命，然后胸口会闷闷地疼一下，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捏了一下心脏。

那种疼痛不剧烈，但很持久，像一个永远调不准音的乐器，在每一个安静的夜晚，发出微弱的、不和谐的嗡鸣。

她不允许自己沉溺在这种情绪里。

每次那种疼痛袭来的时候，她就会起来，倒一杯水，走到窗前，看着苍山在月光下的轮廓。

苍山不说话，三角梅不说话，月光不说话。

它们只是安静地存在着，用它们的沉默告诉她：这个世界很大，你的痛苦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它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第三周的时候，林溪终于走出了那扇门。

不是因为伤口已经愈合了，而是因为她发现，再这样待下去，她会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