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的第一个月，林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公司在B轮融资时她就从原先的投行辞职，回公司工作任副总裁，公司没有因为她离婚而受到任何影响。
她和陆景舟对外保持了统一口径：“因个人原因解除婚姻关系，双方将继续作为公司合伙人共同工作。”媒体发了几天的通稿，热度很快就过去了。
真正让她感到变化的，不是工作，是生活。
以前念念睡着之后，她会坐在客厅等陆景舟回来。不管多晚，她都会等。
有时候看着电视，有时候看一本书，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坐着。等他推门进来的声音，等他换鞋的声音，等他走到沙发旁边说一句“你怎么还没睡”。
现在不用等了。门不会被人推开，换鞋的声音不会响起，没有人会走过来说“你怎么还没睡”。
客厅安静得像一个被抽走了空气的房间，每一件家具都在原来的位置，但一切都变了。
她开始习惯这种安静。
头几个晚上，她会在念念睡着之后坐在沙发上发一会儿呆。不是在想什么，是大脑一片空白的那种呆。
电视关着，手机放在茶几上，窗外的路灯把窗帘照成橘黄色。她就那么坐着，有时候十分钟，有时候半小时，然后站起来，关灯，回卧室，睡觉。
后来发呆的时间越来越短。十分钟变成五分钟，五分钟变成两分钟，两分钟变成她站起来直接回卧室。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意识到：她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等他”了。不是因为刻意不去等，而是因为“等”这个程序已经从她的操作系统里卸载了。
就像你卸载了一个好久不用的APP，系统并不会提醒你，只是某天你想打开它的时候，发现图标已经不在了。
离婚后的第二个月，林晚做了一件她很久没做的事——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
大学的时候她经常一个人看电影，陆景舟觉得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看电影不是应该两个人一起看吗？”他说。
她说“看电影是一件很私人的事，两个人看的是约会，一个人看的是电影本身”。
他已经忘了她说过这句话。但她没忘。
她一个人坐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周围全是情侣，手牵着手，头靠着头。她看完了整场电影，没有哭，没有笑，没有中途离场。
出片尾字幕的时候，她坐了一会儿，等灯亮了才站起来。
走出电影院，北京的夜风吹在脸上，秋天的凉意已经很深了。
她把大衣裹紧，走向停车场。
路上经过一对情侣，女生在撒娇说“好冷”，男生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围在她脖子上。林晚看了他们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
很多年前，也有人把围巾围在她脖子上。那条围巾还在她衣柜里，深灰色，羊绒的，针脚不太均匀——开头和结尾织得好好的，中间有一段松松垮垮的，像是织到一半打了瞌睡。她一直没有扔。
有些东西不需要扔。它们就安安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不打扰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打扰。
离婚后的第三个月，林晚接到了一个让她意外的电话。
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她接起来，对方是一个女声：“林晚姐吗？我是凌瑶。”
凌瑶。市场部的总监，传说中的“那个女人”。
林晚的手指握紧了手机，但她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嗯。”
“林晚姐，我知道你可能不想接我电话。但是……出事了。”
林晚沉默了两秒：“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压抑的哭声。凌瑶的声音在发抖，像冬天里没穿够衣服的人，牙齿都在打架：“陆总他……他在医院。协和医院，肿瘤科。”
林晚的手不动了。
“林晚姐，你来看看他吧。”凌瑶哭了出来，“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是……他可能没多少时间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林晚挂了电话，坐在办公椅上，看着窗外的天空。
北京的秋天很短，仿佛前几天还在穿短袖，忽然就要穿大衣了。窗外的银杏树黄了一半，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金色的光。
她没有马上动身。她坐在椅子上，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面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她在想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想。
脑子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画面都停住了——不是某一个画面，是所有的画面同时停住了，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被一脚刹车踩死，她整个人往前冲了一下，然后定在了原地。
过了大概三分钟——也许是五分钟，她没看表——她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方远发了一条消息：“帮我查一下陆景舟在协和的病历。”
方远很快回了：“你知道了？”
“你知道？”
“我前几天听说了，没敢告诉你。怕你受不了。”
“我受得了。把病历发我。”
半小时后，方远发来了一份病历摘要。林晚打开，一行一行地看。
肝癌。中晚期。发现时间：二零一九年八月。
林晚盯着“二零一九年八月”这几个字，盯了大概有十秒钟。
她的脑子里飞速地倒带——二零一九年八月，那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对了，公司在准备上市，她每天加班到深夜，他在另一个城市出差。
她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回来，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她问他“是不是太累了”，他说“嗯，有点”。她让他早点休息，他说“好”，然后挂了。
那时候她以为他真的是出差太累了。
她不知道他刚拿到诊断书，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连哭都哭不出来。
她把病历关上，站起来，拿了车钥匙和外套，走出了办公室。
助理在后面喊了一声“林总，三点有个会”，她说“取消”，头也没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