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深秋，北京。

国贸三期七十八层的落地窗外，整个北京城铺展在眼前，像一张巨大的电路板。

林晚站在窗前，手里端着半杯凉透的咖啡，看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黑色西装，利落的短发，锁骨下方没有多余装饰。她已经很久不戴首饰了。

门被敲了三下。

“进来。”

助理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表情有些微妙。她在门口站了两秒，才走过来，把文件夹放在桌上。

“林总，陆总让送来的。”

陆总。陆景舟。她的丈夫，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她大学时期的恋人，她女儿的父亲。

“放下吧。”林晚说。

助理没有走。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林总，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不知道该不该说，就别说。”

助理张了张嘴，走了。

林晚太了解她要说什么了。

那些事，她比助理知道得早，知道得多，知道得详细。

她只是不说。不是不敢，不是不能，是不想。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不想，而是一种很清醒的、近乎冷酷的不想。

窗外有架飞机从东向西飞过，红色的尾灯一闪一闪。

她看着它消失，把杯子里凉透的咖啡一饮而尽。苦味从舌尖蔓延到喉咙。

苦吗？苦。

但她已经习惯了。

二零零七年，上海，复旦大学。

新生入学典礼在大礼堂举行。

九月的上海还很热，礼堂里的老式空调嗡嗡作响，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霉味。

林晚坐在第五排靠右的位置，百无聊赖地翻着新生手册，等待典礼开始。

台上，校领导讲完话之后，是新生代表发言。

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走上台，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匀称的手腕。他走到麦克风前，调整了一下高度，清了清嗓子。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土木工程系一班的陆景舟。”

他的声音不算低沉，但很稳，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普通话里带着一点江南的口音，不讨厌，反而让人觉得亲切。

林晚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就一眼。然后她低下头继续翻手册。

麦克风忽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然后彻底没了声音。

台下嗡嗡起来，有人在笑，有人在起哄，有人扭头看音响师的方向。

音响师在角落里手忙脚乱地拍打设备，但什么用都没有。

台上的陆景舟停了两秒。

他转过头，朝音响师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转回来，把麦克风从支架上取下来，放在一边。

他深吸一口气，提高了音量。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土木工程系一班的陆景舟。”

没有麦克风，他的声音依然传遍了整个礼堂。

不是靠嗓门大，是靠一种很奇特的穿透力——他的声音不炸，但很聚，像一束光，直直地打到最后一排。台下安静了。

他开始讲。讲理想，讲现实，讲他看到的一则新闻——某个偏远山区的一座桥塌了，孩子们要绕十几里山路去上学。

他说他想建不会塌的桥，想修不会断的路。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煽情，没有激昂，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决定了很多年的事实。

林晚又抬起头。

这一次她看了不止一眼。她从头到尾听完了他的发言，在他讲到那座桥的时候，她注意到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不是演讲者那种训练有素的眼神，是那种真的看到了什么、真的想去做什么的眼神。

她记住了一个名字：陆景舟。

典礼结束后，林晚走出礼堂，阳光刺得她眯起眼睛。

她打开新生手册，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土木工程，陆景舟。写完她又觉得好笑，划掉了。

她不知道的是，陆景舟也注意到她了。

他在台上的时候，视野里是模糊的一片，几百张脸像一堆没有焦点的照片。

但他记得，在他讲到那座桥的时候，台下有一个女生抬起了头。她隔着好几排座位看着他，表情不是崇拜，不是感动，而是——审视。像一个考官在打分。

他讲完下台的时候，特意从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但人太多了，他没找到。

开学第三周，他们在图书馆正式相遇了。

十一号楼三层的文史阅览室，林晚常去的位置在三楼靠窗。

那天下午没课，她占了老位置，面前摊着一本《经济学原理》，正在做笔记。对面坐着一个男生，她没注意是谁。

过了大概半小时，她抬起头活动脖子，余光扫到对面那个人正在看她。她转过头，对上一双深棕色的眼睛。

他先开口了：“同学，你是不是经济学院的？”

林晚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他指了指她面前的书：“《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经济学院大一上学期就开了，别的学院一般都是选修。”

“你很了解？”

“我室友的女朋友是经济学院的，听她说过。”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自然，但林晚注意到他的耳尖微微泛红。

她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室友的女朋友，是他提前打听过经济学院的课程设置，专门跑到这个阅览室来碰运气的。

“你呢？”林晚问。

“土木工程。”

“哪个班？”

“一班。”

“新生代表？”

他愣了一下：“你记得？”

“麦克风坏了那个。”林晚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挺厉害的，不用麦克风也能让最后一排听见。”

“你坐在第几排？”

“第五排。”

“那不算最后一排。”

“但我听力很好。”林晚说，“我还听见你说想建不会塌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