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的第三天，陈知予复工了。

准确地说，她从来没有真正停过。

手术当天下午她就回了公司改方案，第一天周六她在家加了一整天的班，第二天周末休息一天，第三天周一她准时出现在工位上，比任何人都早。

领导刘姐看到她的时候，说了一句：“知予，你最近是不是太拼了？”

“还好，”她说，“想多学点东西。”

刘姐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

刘姐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公司干了十几年，什么人都见过。

她知道有些人拼命工作是为了升职加薪，有些人是为了逃避生活。

她不确定陈知予是哪一种，但她知道，不管是哪一种，好用的人就是好用。

术后第一周，陈知予的身体在抗议。

她的身体像一个被拆了又重新组装起来的机器，看起来能运转，但每一个零件都在发出奇怪的声响。

她的小腹一直隐隐作痛，像有人在那里放了一个铅球，沉甸甸的。

她的出血量不大但断断续续，有时候以为干净了，站起来走两步又来了。

她每天要吃三次抗生素和止痛药，药盒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拿出来吃。

她还在恶心。

这是最让她意外的。

手术之后她以为恶心会消失，但并没有。

每天早上她还是冲到卫生间干呕，医生说这是激素水平还没降下来，需要一到两周才能恢复正常。

她算了算，还要忍至少一周。

她的情绪像过山车。

不是因为悲伤——她以为自己会悲伤，但她发现自己更多的是麻木。

那种麻木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感觉太多太杂太混乱，大脑处理不过来，干脆把所有信号都屏蔽了。

她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盯着一个地方发呆，盯着电脑屏幕，盯着窗外，盯着那束已经开始枯萎的雏菊，一盯就是好几分钟，什么都想，又什么都没想。

但她没有哭。

从手术室出来的那一刻到现在，她没有哭过。

她把眼泪当成一种奢侈品，一种她现在消费不起的东西。

哭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力气。

她没有。

她要把所有的时间和力气都用在别的地方。

用在哪儿呢？用在工位上。

术后第五天，她主动申请加入了一个新项目。

那个项目是公司下半年最重要的客户，难度大，周期长，谁都不想接。

刘姐在周会上问了好几遍“有没有人愿意牵头”，没有人举手。

陈知予举了。

“我来吧。”她说。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秒。

所有人都看着她，眼神里有惊讶，有同情，有佩服，也有“你是不是疯了”。

她无视了所有这些目光，继续说：“我之前跟这个客户有过接触，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给我一周时间，我先出一版方案。”

刘姐看了她几秒钟，然后说：“好，那就你来。”

散会之后，小杨追上来，小声说：“知予，那个客户很难搞的，你确定？”

“确定。”她说。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小杨半开玩笑地说。

陈知予笑了。

她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说“没有啊”，说“就是想挑战自己”。

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然后走回了工位。

她坐在工位上，打开那个客户的资料，开始看。

她看得很认真，一行一行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她把客户的需求、痛点、预算、决策链全部列出来，做成了一张Excel表格。

她开始想方案，想创意，想策略。

她的大脑高速运转，像一个被按下了加速键的发动机，嗡嗡嗡地转个不停。

这是她想要的。

这种忙碌，这种充实，这种被工作填满的、没有缝隙去思考别的事情的状态。

她不需要思考。

她只需要做。

做方案，做表格，做PPT，做一切可以用逻辑和努力来解决的事情。

那些不能用逻辑和努力来解决的事情——比如她为什么会做那个梦，比如她删掉的那行备忘录，比如她小腹里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心跳——她不想去想。

至少现在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