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策在当时并非没有争议。一些校董担心，“大量外国学生的涌入”会影响霍格沃茨的“传统氛围”。更保守的声音则质疑这些难民学生的“纯血统”身份——尽管在格林德沃的种族主义话语体系中，“纯血统”恰恰是应该被保护的，但这些质疑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

迪佩特在一次校董会上的发言，被记录在会议纪要中：

“这些孩子中有些人失去了父母。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还活着。他们来到霍格沃茨，不是因为这里有名，不是因为这里好，而是因为这里远。远到战争够不着他们。如果我们拒绝他们，他们能去哪里？我没有答案。所以我不打算拒绝他们。”

从1915年到1945年，霍格沃茨共接收了约六十名来自欧洲大陆的难民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战后回到了欧洲或移居其他国家，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不列颠。一些人在后来的第二次巫师战争中成为了对抗伏地魔的重要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法国的“玛丽亚·雷纳德”，她后来成为凤凰社的早期成员，在1970年代牺牲。

【战争对学校氛围的影响】

即使不列颠没有成为主战场，第一次巫师战争的阴影仍然渗透进了霍格沃茨的日常生活。

战争的消息——通过猫头鹰信件、通过《预言家日报》、通过从霍格莫德传来的流言——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堡。学生们在走廊中低声讨论最新的战况，教授们在教工休息室中交换来自欧洲大陆的消息，甚至城堡中的画像也在窃窃私语——那些画像中的人物有些曾经生活在战争年代，他们的“记忆”在当下的战争氛围中被唤醒，带来了更多不安的暗示。

迪佩特试图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课程照常进行，魁地奇比赛照常举办，宴会照常举行。但这种“正常”本身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质感，就像在一个正在漏水的船上坚持喝茶。学生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在燃烧，而他们被石墙和咒语保护着，安全但不平静。

对于许多难民学生来说，霍格沃茨的“正常”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一个来自柏林的女孩在1923年给已故母亲的信中写道（这封信从未被寄出，后被收录于霍格沃茨档案馆）：

“今天我上了变形术课。我把火柴变成了一根针。我旁边的男孩把他的火柴变成了一把剑。教授说‘这不是战斗课’。我们都笑了。笑完之后我哭了。我想起了父亲。但在这里哭是安全的。在别的地方，我不敢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