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飞香港的航程不长，三个小时出头。

黑嘉宁坐在靠窗的位置，柳殷坐在她旁边，靠过道的位置是黑令初。阿静坐在后排，手里拿着一沓提前准备好的病历资料，时不时翻两页，又合上。

飞机起飞的时候，黑嘉宁的心脏不太舒服。气压的变化让她的胸口闷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呼吸变得有些费力。她没吭声，只是把手指悄悄攥紧了座椅扶手。

柳殷的手覆上来了。

没有多余的动作，就是把手盖在她的手背上，掌心贴着她的指节，像盖了一层薄薄的、温热的毯子。

“不舒服就说。”柳殷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黑嘉宁能听见，“别硬撑。”

黑嘉宁侧过头看了她一眼。柳殷没有看她，眼睛盯着前方座椅的后背，表情淡淡的，但手上的力道很稳，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黑嘉宁没有说不舒服，也没有说舒服。她只是把手翻过来，掌心朝上，让柳殷的手指落进她的指缝里。两个人就这样十指交握着，谁都没有再说话。

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阳光从舷窗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交握的手上。黑嘉宁看着那道光，忽然想起十年前的一个下午。那时候她们还在一起，也是这样的阳光，柳殷坐在她对面，手里捧着一杯咖啡，听她说一些有的没的的话，偶尔笑一下，眼睛弯弯的。

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那个画面了。

不是忘记了，是不敢想。想一次疼一次，疼到最后，大脑学会了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把那些画面锁起来，钥匙扔掉，假装从来没有过。

但现在柳殷的手就在她手心里，温度是真实的，触感是真实的，呼吸声是真实的。那些被锁起来的画面开始自己往外跑，一个接一个的，像被关了太久终于等到开门的小动物。

黑嘉宁闭上眼睛，把脸转向舷窗那边，不让柳殷看到自己的表情。

她怕自己又哭。

在香港国际机场落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

阿静提前约好的车在停车场等着。一辆黑色的七座商务车，车内干净得能闻见皮革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普通话带着明显的粤语口音，但说得很流利，帮他们把行李搬上车的时候还特意问了句需不需要调低空调温度。

从机场到跑马地，车程大概四十分钟。

黑嘉宁靠在座椅上，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香港的天空比昆明灰一些，高楼比昆明密很多，街道上的人走路很快，像有什么东西在身后追着。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香港了。

上一次来，好像还是来这里非法交易。

“……”

“到了。”

阿静的声音从后排传过来，把黑嘉宁从回忆里拽了出来。

车子停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路边是一栋不算特别高的建筑，米白色的外墙上写着“養和醫院”四个字，字不大，但很醒目。门口有人进进出出，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有推着轮椅的护士，也有像他们一样拎着行李、神情里带着紧张和期待的患者和家属。

柳殷先下车，然后转过身，朝黑嘉宁伸出手。

“慢点。”

黑嘉宁看着那只手，顿了一秒，然后把手递了过去。

柳殷的手很稳，握着她下了车，但没有马上松开。黑令初从另一边下车，阿静去后备箱搬行李，司机帮着把轮椅拿出来，虽然黑嘉宁坚持说自己能走，但阿静还是提前准备好了轮椅，说“以防万一”。

“先办入院手续。”柳殷松开黑嘉宁的手，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她提前准备好的所有资料，“阿静，你去办手续。阿姨，您先陪着阿宁在大堂坐一会儿。我打个电话，约好的医生三点半有空。”

三个人同时点了点头。

黑嘉宁看着柳殷安排这一切的样子，忽然觉得有点恍惚。

十年前，柳殷就是这样可靠，但是现在变得更加可靠了。

十年分别，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时间真的能改变很多。

黑令初推着轮椅，把黑嘉宁送到大堂的休息区。大堂很宽敞，地板是浅灰色的大理石，擦得很亮，能映出头顶灯光的影子。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但不像普通医院那么刺鼻，混着一种淡淡的、说不出来是什么的香味，整体上让人不至于太紧张。

黑嘉宁在轮椅上坐了一会儿，觉得不太自在。

“妈，我能自己坐着，不用轮椅。”

“阿静说以防万一。”黑令初的语气很温和，但态度很坚决，“你就坐着吧，别逞强。”

黑嘉宁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她知道妈妈这十年的脾气——在她生病这件事上，黑令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该坐轮椅就坐轮椅，该吃药就吃药，该住院就住院，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柳殷打完电话走过来，脸上带着一种“一切都在计划内”的表情。

“林医生三点半有空，她是养和医院心脏科的副主任医师，在心肌病和心律失常方面很有经验。”柳殷说着，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我们先办完入院手续，然后去见她。她说要先做一个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看看你目前的心脏功能怎么样。”

黑嘉宁看着她：“你什么时候联系的这些？”

“昨天晚上。”柳殷说，“我让阿静查了养和医院心脏科的所有医生资料，选了三个口碑最好的，然后一个一个打电话问，看谁最近能约到。林医生本来这周都排满了，但我跟她说了你的情况，她说明天上午可以挤出一个小时。”

黑嘉宁沉默了。

她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昨天晚上，她在病房里睡觉的时候，柳殷在做什么？在查医生资料，在打电话，在做计划。而她呢？她在睡觉。她睡得还算安稳，因为柳殷在房间里，她闻着柳殷身上那股淡淡的、熟悉的洗衣液的味道，难得地睡了整觉。

有人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替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这种感觉熟悉又陌生。

入院手续办得很快。养和医院的效率很高，阿静拿着黑嘉宁的证件和之前在内地的病历，不到二十分钟就办完了所有手续。

黑嘉宁被安排在心内科的病房楼层。房间在十二楼，是一个靠窗的双人房，但阿静特意订了整间，所以另一张床空着，可以给陪护的人用。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壁是浅米色的，窗帘是淡蓝色的，床头的呼叫按钮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温馨提示，字迹工工整整。

黑令初把行李放好，开始收拾东西。她把黑嘉宁的换洗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叠好，放进衣柜里。把洗漱用品摆到洗手间。把保温杯灌满温水，放到床头柜上。

阿静在走廊里打电话，跟什么人确认明天的检查时间。

柳殷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从十二楼看下去，能看见跑马地的赛马场，一片大大的椭圆形绿地，有人在上面跑步，小小的，像蚂蚁一样。

黑嘉宁坐在床边，看着柳殷的背影。

她穿着一件浅紫色的薄外套，里面是白色的打底衫，头发散在肩膀上，侧脸的线条被下午的光线勾得很清晰。她站在那里，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姿态很放松，但肩膀微微绷着，像一根拉满的弦。

她也在紧张。

黑嘉宁忽然明白了——柳殷的笃定、柳殷的计划、柳殷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或者说，是做给她看的。因为如果连柳殷都慌了，那其他人怎么办？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站在柳殷旁边。

柳殷侧过头看了她一眼：“怎么不坐着？”

“想看看外面。”黑嘉宁说。

两个人并肩站在窗前，谁都没有说话。窗外的阳光很亮，照在跑马场的草地上，绿得有点不真实。远处的高楼在阳光里变成一片一片的剪影，层层叠叠的，像一幅被裁剪过的画。

“柳殷。”黑嘉宁开口。

“嗯。”

“你害怕吗？”

柳殷没有马上回答。她看着窗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怕。”

这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黑嘉宁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但怕没用。”柳殷转过头，看着黑嘉宁，目光很平静，“怕不能治病。怕不能让你好起来。所以我不能怕。”

黑嘉宁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坚定，不是那种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坚定，而是后天长出来的、被生活打磨过的、带着伤疤的坚定。

她忽然很想抱她。

但她没有动。

她怕自己一伸手，柳殷搭起来的那堵墙就会塌。她怕柳殷的“不能怕”会因为她的一个拥抱而变成“可以怕了”，然后所有被压住的东西都会涌出来，把人淹没。

所以她只是站在那里，肩膀挨着柳殷的肩膀，让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缩到最短，但没有再进一步。

三点二十分，护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