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年。

柳殷决定考博。

这个决定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像一棵树一样，在她心里长了很多年，根扎得很深，只是她一直没有让它露出地面。

她见过太多创业者，听过太多故事，看过太多财报，签过太多合同。她知道一个公司是怎么从零到一的，知道一个行业是怎么从蓝海变成红海的，知道一笔钱是怎么从一个人的口袋流到另一个人的口袋的。

她知道了很多事。

人需要不断地成长，坚定而又强大的成长，读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人在不知道该干嘛的情况下就好好读书，没有认知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没有方向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

她想了很久，

所以她决定——考博士。

去国外读。

她打开电脑，开始查资料。

她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准备申请材料。她本科是国内Top 2的，GPA很高，工作经历很亮眼，推荐信能找到业界大佬来写，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她要申请什么方向。她想了很久，最后选了一个她一直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机会深入研究的领域——组织行为学。

她想搞清楚一件事：人为什么要工作？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生存，而是那种更深层的、更本质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能在工作中找到意义，而有些人做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为什么有些团队能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而有些团队在最好的资源下也做不出任何东西？

这些问题在她做创业的时候就在脑子里转，但她没有时间去深究。

她申请了五所学校，都是美国顶尖的商学院。她的GMAT考了750分，托福考了116分，推荐信找了三位在她领域里最有分量的前辈来写，个人陈述改了二十七稿，每一稿都像在剥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剥到最后，她看到了那个核心——那个她一直不敢看的、一直用工作和忙碌掩盖起来的核心。

然后她关掉灯，继续写个人陈述。

申请寄出去之后，是漫长的等待。

等待的日子里，她没有闲着。她在公司的工作没有停，该开的会开，该看的项目看，该签的合同签。她像一个正在下沉的船上的水手，知道船要沉了，但在最后一刻之前，她还是要做好每一件该做的事。

春天的时候，录取结果陆续出来了。

第一封是拒信。第二封是拒信。第三封还是拒信。

柳殷坐在电脑前，看着那三封拒信，表情没有变化。她不是不难过，而是她习惯性地把情绪压下去了，压到心底那个已经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里，用力关上，用脚踢了一下，确认它不会弹开。

第四封是普林斯顿的拒信。

第五封来了。

是斯坦福。

柳殷看着那封录取信，看了很久。信上写着：Dear Ms. Liu, it is my pleasure to inform you that you have been admitted to the Ph.D. program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t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翻译：尊敬的刘女士，我很高兴地通知您，您已被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博士项目录取。 ）

她读了五遍。

然后她关掉电脑，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站在厨房里，喝着水，看着窗外。窗外是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云，看不到太阳，但你知道太阳在那里，因为天空的某个方向比别的地方亮一些。

她把水喝完，洗了杯子，放回橱柜里。

她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搭在手机上面。

她看着客厅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是她去年从宜家买的，白色的灯罩，简洁的线条，光线柔和，不刺眼。她看着那盏灯，看着那些光线在白色的墙壁上晕开，

是风吹过的声音。

那年夏天，柳殷将工作搁置。

她要离开了。

不是永远离开，是暂时离开。她知道她会回来的，北京是她的家，她的父母在这里，她的朋友在这里，她所有的记忆在这里。但她不知道等她回来的时候，她还是不是现在的她。也许她会变，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她更喜欢的、或者更不喜欢的、但至少是不同的人。

那年秋天，柳殷拖着两个大行李箱，从北京飞到了旧金山。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中午。她走出航站楼，加州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刺眼，灼热，像一盆金色的水从头浇到脚。她眯起眼睛，站在阳光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某种她说不出来的味道——不是花香，不是草香，而是那种属于加州的、干燥的、带着一点尘土气息的味道。那种味道让她想起她小时候在北京的胡同里闻到的味道，那时候北京的空气还不像现在这样浑浊，夏天的傍晚，你能闻到槐花的香味，能闻到刚浇过水的地面蒸腾起来的水汽，能闻到邻居家炒菜的油烟味。

她站在斯坦福的校园里，看着那些棕榈树，那些红瓦黄墙的建筑，那些骑着自行车从她身边经过的学生。她觉得自己像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带着另一个世界的记忆和伤痕，站在一个全新的、干净的、还没有被她弄脏的世界里。

她给自己一个任务：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她要学会一件事——不再把自己关起来。

她不知道怎么做。

但她想试试。

第五年到第八年。

四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对柳殷来说，这四年像一个被按下了快进键的梦。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事情结束了，很多事情刚刚开始。

读博第一年，她上课，读论文，写作业，参加研讨会。她发现自己在班里不是最聪明的，甚至不是第二聪明的。斯坦福聚集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她的同学里有在麦肯锡做了五年咨询的，有在联合国做过项目的，有自己创过业把公司卖掉然后来读书的。每一个人都像一颗被打磨过的钻石，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柳殷不是钻石。她是一块石头，一块很硬的、棱角分明的、没有被好好打磨过的石头。但她不怕硬碰硬，她从小到大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硬碰硬。

读博第二年，她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那个考试很难，难到考前一个月她每天晚上都失眠，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些理论、模型、统计方法。她瘦了十斤，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打了两拳。

读博第三年，她开始做自己的研究。她研究的是“工作意义感”——为什么有些人在工作中能找到意义，而有些人不能。她采访了几十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工作，讲他们为什么做这份工作，讲他们从工作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有一个在养老院做护工的女人跟她说：“我每天给老人擦身体、喂饭、换尿布，很多人觉得这份工作很脏很累，但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些老人，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我是他们最后能抓住的人。”说完这句话，那个女人哭了。

柳殷递给她一张纸巾，然后在本子上记了一句话：意义不是找到的，是创造的。

那天晚上，她回到公寓，坐在书桌前，看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第四年，她开始写博士论文。她研究的课题是“跨国团队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她在硅谷找了几家科技公司做案例研究，采访了几十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和管理者。

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在跨国团队中表现最好的人，不是那些英语最流利的人，也不是那些文化适应能力最强的人，而是那些能够在自己和他人的文化之间找到一个“第三空间”的人。

他们既不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也不完全融入对方的文化，而是在两者之间创造出一个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

她觉得这个“第三空间”的概念很有意思。

不只是对于跨国团队。

对于很多事情，对于很多人，你需要的不是放弃自己，也不是完全融入对方，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位置。一个你不会觉得被撕裂的位置。

她想起自己。

想起她在北京和在加州的两种生活。

在北京，她是柳殷——那个无所不能的总监，年纪轻轻靠自己就在北京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的人。

在加州，她是Liu Yin——那个不太爱说话的博士生，那个在研讨会上总是坐在一排的人积极学习的人，那个周末一个人去海边看日落、没有人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她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了吗？

她不知道。但她觉得她正在找。

第八年。

柳殷博士毕业了。

毕业典礼那天，加州的阳光一如既往地好，好到不真实，像一张被过度修图的照片。

她穿着黑色的博士袍，戴着那顶四方帽，站在斯坦福的草坪上，手里拿着毕业证书，对着镜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