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府学除了和苏墨练策论，还多了周衡和秦越。周衡能精准算出兴修水利的成本，秦越则能从朝堂视角分析政策可行性。一次聊到“地方积欠赋税”的问题，周衡翻着账册道：“各州积欠总数达三百万贯，若按‘分年带征’之法，十年可清。”秦越却摇头：“户部要的是速效，怕是会用‘摊派之策’，反加重百姓负担。”沈砚之则结合案卷中“某县摊派致民逃”的旧例，提出“清欠先查虚实，贫户缓征，富户催缴”的主张，让两人都点头称是。

上午的课业一结束，沈砚之便去往典籍库去。库中樟木书架高耸，旧案卷宗堆得齐腰，纸页间浮着陈年的墨香与樟香。他戴着细布手套，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将涉及农桑、刑名的记载一一抄在竹纸上，遇到“嘉靖年间州府水患赈济案”这类典型判例，便折角标记，待午后与苏墨细论。有次整理到一桩田产纠纷旧案，他对着“以情理代律法”的判词皱眉，提笔在旁批注“法为纲，情为目，纲举方能目张”，恰好被二舅看见，林明谦笑道：“你这心思，倒比许多老吏通透。”

午后的时光，要么是讲堂上的研学论战，要么是槐树下的策论练习。王夫子讲《战国策》时，张启元总爱引些华丽辞藻炫耀学识，沈砚之却偏从“邹忌讽齐王纳谏”里读出“治政需听实言”的道理，与苏墨一唱一和，将策论与地方政务结合，说得张启元哑口无言。两人练策论时更是较真，为“兴修水利当重官督还是民力”的论点争得面红耳赤，苏墨拍着石桌道：“民力虽丰，无官督则乱！”沈砚之却摇头，指着抄录的旧案卷宗：“你看这弘治年的渠工案，官督过严反生民怨，当以‘官引民随’为要。”争到最后，两人反倒合写了一篇策论，字字句句都透着务实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