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呢？”

“报了警，屁用没有。”疤脸啐了一口，“但我知道一件事——赵广生当年有个合伙人，叫周炳坤，分赃不均闹翻了。周炳坤手里有账，记录了他们早期跑‘私货’的明细。后来周炳坤出事进去了，账本不知道去哪了。”

又一个名字。周炳坤。

“周炳坤在哪？”

“死了。”疤脸冷笑，“三年前在牢里病死的。但他有个女儿，当时应该十几岁，不知道账本在不在她手里。”

线索延伸。周炳坤的女儿，现在应该二十出头。找到她，就可能找到账本，或者至少能编织出一个足够逼真的“证据存在”的故事。

离开时，疤脸在身后说：“你要是真能搞倒赵广生，算替我兄弟出口气。”

我没有回头。我不是来替他出气的。我是来为沈川完成“作业”的。但讽刺的是，我在挖掘犯罪证据的过程中，触碰到的都是真实的罪恶。

这让我更加困惑：沈川要这些，究竟是为了控制赵广生，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四天后，我找到了周炳坤的女儿，周小雨，23岁，在城西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我观察了她两天，生活规律简单，干净得不像藏有秘密。

沈川给的一周期限，还剩两天。

我决定直接接触。傍晚，我在她公寓楼下“偶遇”了她，伪装成街道办工作人员做“老旧小区改造民意调查”。交谈中，我故意提到她父亲。

周小雨脸色瞬间变了：“你……你怎么知道？”

“哦，之前调查时看过一些老住户登记。”我面不改色地撒谎，“你父亲叫周炳坤对吧？听说他以前生意做得不错。”

她低下头，手指绞在一起：“他……他做错了事，已经受到惩罚了。”

“人都过去了。”我语气温和，“对了，你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老物件？比如账本、记事本什么的？有时候这些旧东西里可能夹着借条什么的，说不定还能找回来点钱。”

周小雨猛地抬头看我，眼神里充满警惕和慌乱：“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留下的东西……我早就都处理掉了！”

她在撒谎。或者说，她在害怕什么。

“别紧张，我就随便问问。”我笑了笑，“那你忙，我先走了。”

转身离开时，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死死钉在我背上。她手里一定有东西，或者知道东西在哪。我的出现惊动了她。

当晚，我用沈川给的专用手机，发了条简短的信息：“找到线头，正在梳理。可能需要施加压力。阿远。”

五分钟后，回复来了，只有两个字：“继续。”

我看着那两个字，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沈川……这个戴着面具、深不可测的男人，他究竟想要什么？仅仅是让赵广生屈服吗？还是说，这个“作业”本身，就是对我的一种测试——测试我能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多远，能多么熟练地利用他人的弱点和伤痛？

我关掉手机，房间陷入黑暗。

窗外的城市灯火阑珊，每一盏灯下都可能藏着秘密。而我，正在成为秘密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正在成为那个编织秘密的人。

档案袋里的赵广生，老陈，疤脸，周小雨……他们的人生轨迹，因为沈川的一个“作业”，因为我的调查，正在被粗暴地搅动、扭曲。

这就是深渊里的生存方式——踩着别人的秘密和痛苦，向上爬。

我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不是沈川的面具，而是他那双藏在阴影后的眼睛。那双眼睛我明明看不清，却总觉得它们在冷静地观察着一切，计算着一切，包括我现在的每一步行动，每一次选择。

那种被彻底审视、被放在天平上衡量价值的感觉，让我脊背发凉。

我们都在镜中行走。一面映照着不得不扮演的狰狞，一面深埋着不愿磨灭的本真。而哪一面才是真实，或许连我们自己，都已无法分清。

路，还得继续往下走。走到能看清那双眼睛背后真正意图的那一天。或者，走到连那双眼睛也再也看不见我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