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地铁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坤南，有些紧张地等她开口。窗外的风呼呼作响，我不免有些担心玻璃被刮碎，狂风暴雪直接闯入室内，再把我们都卷走。

坤南认真地思考了一阵，缓缓问道：“如果你是男生，你会帮助受害者吗？”

“当然会了。如果我是男生，那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我不假思索。

坤南略一点头，“我和你有特别相似的经历，”她站起身，走到几步外的教室门口，“就在这间教室。”

我跟在她身后，顺着她的目光望向教室第一排的一个座位。

她像是要透过眼前的景象看到过去，“那是我本科入学之后，在燕大上的第一节课。课上到一半，第一排有一个同学突然全身痉挛，从椅子上摔了下来。那门课的教授非常淡定地让助教给保卫部打了电话，然后默默等他们来。”

“给保卫部打电话？”我讶然，“为什么不叫120？”

“当时我旁边的同学就说了你这句话，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估计很多同学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人说出来，也没有人打120。这么大的教室里一共坐了二百多人，我们全都默默看着那个同学蜷缩在地上抽搐不止。其实我甚至都看不到，因为我坐在那里，”坤南伸手指向教室后面的一个位置，“我只有站起来时才能看到那个同学，但我只敢站起来一下。过了五分钟，保卫部回电话过来，说他们没办法，让教授联系校医院急诊部。这时教授才让助教给校医院急诊打了电话，然后继续干等着。就这样等了十一分钟，急诊部终于来人把需要救助的同学抬走了。

“我在第二节课间私下问了助教，说那个同学后来没事。万幸，她没事。但我并不能因此释怀，因为当时我们确确实实耽误了至少五分钟，而这五分钟完全有可能延误她的病情，使她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这明明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明明打120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我却没有做。

“在被动等待的那十六分钟里，我有无数次都差点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查看她的情况，有无数次都差点在座位上就悄悄拿起手机打120。可我又想，我毕竟刚来燕大，都不熟悉情况。但教授都已经在这里教了这么多年书了，肯定比我有经验，而且他看起来也像是完全知道该怎么做的样子。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呼叫保卫部就是最有效的举措呢？尽管我理解不了。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在教授和助教都在，而且人家都已经采取行动了，如果我再插手，岂不是喧宾夺主，显得好像教授控制不住场面似的？如果教授因此对我产生了意见，会不会影响我的成绩？”

坤南停顿了一下，于是我轻声开口：“我理解您，我也会担心这个。”

“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是教授，那我一定会立刻打120。可惜我不是。我和你一样，我们的身份在权力结构中都处于弱势地位，社会一直在不断地向我们强调我们的弱者身份，培植我们的恐惧。所以，当发生需要我们见义勇为的事情时，我们都会下意识地担心自己的善举会触怒上位者，下意识地想到各种严重的后果。我担心得罪教授，导致他通过我的分数报复我；你担心让男流氓记恨，招来他的报复。”坤南停住话音，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似有所悟，“所以归根结底，这都不是我们的错，而是结构性压迫下的必然。”

“强者为弱者制造了无数恐惧，致使弱者不敢对同类伸出援手，而他们这些强者却依旧袖手旁观，”坤南沉吟片刻，“有些问题，我们只反思自己是没有用的。”

我深以为然，“我习惯了反思自己的问题，结果在这片泥沼里越陷越深。幸好得您搭救，才得以抽身，看清事情的全貌。”

“不用谢，”坤南转头朝我俏皮地一笑，“我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自己的不作为不是最不可原谅的。”

我犹豫了半晌，终究没有问出仍然悬而未决的难题：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