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三十七卷桃夭

元嘉十四年三月，芝城学堂开学半个月后，谢庄的教学进入了正轨。他给孩子们排了课表——上午读经，下午习字，傍晚劳作。读经读的是《论语》和《诗经》，习字从“人”字开始，一笔一划地练。劳作是谢灵运的主意，他说孩子们不能只会读书，还得会干活。谢庄把孩子们分成三组，一组去番薯地拔草，一组去茜草地松土，一组去靛青地捉虫。孩子们干得很起劲，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活计不是惩罚，是课程。

谢灵运偶尔会去学堂看看。他站在窗外，听谢庄讲课。谢庄讲课和他不一样——他喜欢用故事讲道理，讲“学而时习之”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古代学者的故事，讲他怎样反复练习、反复琢磨、反复修改，直到文章写得滴水不漏。孩子们听得入了迷，张着嘴，眼睛瞪得溜圆。

谢灵运听着，嘴角弯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在建康讲学，也是这样，喜欢用故事讲道理。但那时候的听众是世家子弟，坐在软垫上，端着茶碗，一边听一边打哈欠。现在的听众是农家子弟，坐在硬板凳上，手里握着毛笔，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他们记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

回到存仁堂，沈令仪正在诊台边给一个妇人诊脉。妇人面色萎黄，眼睑浮肿，舌苔白腻，是脾虚湿盛。沈令仪开了方子——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半夏，六味药，各三钱。她把方子递给妇人的丈夫，嘱咐了几句煎法，送走了病人。

“庄儿讲得好？”沈令仪问。

谢灵运在她对面坐下。“讲得好。比我强。”

沈令仪看着他。“你听过他讲课？”

“听过。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

沈令仪没有再问。她低下头，继续整理药材。谢灵运坐在对面，看着她整理。她把金线莲剪去须根，用麻纸包好；把石斛搓去薄膜质的叶鞘，一根一根地码在竹匾里；把七叶一枝花切成薄片，摊在竹席上晾晒。她的动作很快，但每一刀都很准，从不切歪。他用目光追随她的手指，看她怎样握住药刀，怎样用力，怎样停顿。她的手上全是茧子，指节因常年握刀而微微变形。但她的手很稳，不像一个五十岁的人的手。

“令仪，”谢灵运说，“你今年多大？”

沈令仪的手顿了一下。她没有抬头，继续切药。“你问这个做什么？”

“想知道。”

沈令仪沉默了片刻。“二十五。”

谢灵运在心里算了一下。她二十五，他五十二。差了一倍还多。他以前不在乎这个差距，现在也不在乎。但他想知道她在不在乎。“你不在乎？”他问。

沈令仪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不在乎。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不是你想做的人。”

谢灵运看着她，看了很久。“我是。”

沈令仪低下头，继续切药。“那就够了。”

元嘉十四年四月，广州刺史王镇之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和两筐番薯。信里说，广州的番薯大丰收，一亩收了三千斤，比预期的还多。百姓们很高兴，纷纷要求明年多种。王镇之已经把番薯种分发到各乡各里，让百姓自己育苗、自己扦插、自己收获。信的最后，王镇之写了一句话——“康乐公，广州百姓不会忘记您。”

谢灵运读完信，把信递给沈令仪。沈令仪读完，放下信，看着那两筐番薯。番薯很大，有的比拳头还大，紫红色的皮，上面还沾着广州的泥土。

“吃不完。分给百姓吧。”沈令仪说。

谢灵运点了点头。他把番薯分成小份，让周安挨家挨户地送。每家两个，不多不少，尝尝鲜。百姓们收到番薯，都很高兴。他们听说了番薯的事，但没见过。现在见到了，还尝到了。甜的，面的，比米饭好吃。他们问周安：“这是哪来的？”周安说：“广州。谢先生种的。”百姓们沉默了。他们想起谢灵运这几年做的事——种番薯，推广番薯，去广州种番薯。他做的事，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元嘉十四年五月，谢凤从建康回来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了一个人——王僧达。王僧达穿着一件月白色绸袍，腰间系着玉带，头发用玉簪束着，脚上穿着乌皮靴。从头到脚，无一处不精致，无一处不得体。他站在沐鹤桥上，看着桥下的溪水和两岸的屋舍，看了很久。

“这就是芝城。”他说。

谢凤站在他旁边。“这就是芝城。”

王僧达没有再说。他走下桥，沿着溪边走。他走过阿莲的染坊，看见蓝布和红布在风中飘扬，像一片蓝色和红色的海洋。他走过陈铁匠的铺子，听见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火星从铺子里溅出来，落在路面上，很快熄了。他走过赵叔的县署，看见门口那块“芝县县署”的木匾，字迹潇洒飘逸，他认出了那是谢灵运的手笔。他走过沐鹤学堂，听见谢庄在教室里讲《论语》，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他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听谢庄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喂给孩子们。

王僧达转过身，看着谢凤。“你爹在哪里？”

“在番薯地里。”

王僧达跟着谢凤走到番薯地。谢灵运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一根番薯藤，正在往土里压。他穿着一件靛蓝色的粗麻布衣，裤腿卷到膝盖以上，露出结实的小腿和青筋分明的脚踝。脚上穿着草鞋，脚趾缝里嵌着泥。头发用木簪束着，几缕碎发从鬓角垂下来，被风吹得微微飘动。

“康乐公。”王僧达站在田埂上，拱了拱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