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下了一上午的雨。

不算大，淅淅沥沥的，打在窗玻璃上留下一道道细长的水痕。我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楼下的街道湿漉漉的，行人都撑着伞，花花绿绿地移动着。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从纱窗的缝隙里渗进来。

吃过午饭，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透出一小块灰白色的天光。我把那张卷好的画从牛皮纸套里抽出来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折痕，又重新卷好，装进一个帆布包里。出门前在玄关站了几秒，又回去把手机充电器揣进口袋——明知道用不上，但总觉得带齐了才踏实。

到图书馆的时候，差二十五分两点。

我把车停在路边的车位，熄了火。透过挡风玻璃看了一会儿对面的咖啡厅——一扇不大的玻璃门，门头上挂着一块深棕色的招牌，上面用白色字体写着店名。橱窗里摆着几盆绿萝，叶片垂下来，挡住了部分视线。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稀稀疏疏地坐了几个人，光线偏暗，暖色调的装修。

我坐在车里，看着那扇玻璃门，大概坐了一支烟的工夫。期间有一对年轻男女推门进去，有一个外卖员提着袋子出来骑上车走了。没有人在门口徘徊，没有黑色的车停在附近。

我背上帆布包，下车，锁好车门，穿过马路。

推开门的时候，一股混合着咖啡豆和奶泡的气味扑面而来。店面不大，五六张桌子，靠墙是一排卡座。左手边是吧台，一个扎马尾的姑娘正在擦杯子。我扫了一眼店内——靠窗的两个座位空着，中间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戴耳机的年轻人，面前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最里面靠墙的卡座上，坐着一个男人。

他面前放着一杯水，没有咖啡。看见我进门，他没有抬手示意，也没有站起来，只是微微抬了一下下巴，幅度很小。

我走过去。

“陈老师。”他说，语气笃定，像是早就知道走进来的人是我。

“赵老师？”

他点了点头。

我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他看起来比电话里给人的感觉要沉稳一些——四十出头，寸头，国字脸，肤色偏黑，是那种常在户外跑的人才有的肤色。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三分之二的位置，里面露出一件白色的圆领T恤。手腕上戴着一块老式的机械表，表盘有些磨损了，但擦得很干净。

他面前那杯水已经喝了一半，杯壁内侧挂着一圈细密的水珠。

“路上还好找吧？”他问。

“还行，图书馆这边我偶尔来。”

服务员走过来，我点了一杯拿铁。她记下之后转身走了，桌面上安静了几秒。赵磊没有急着开口，我也没有。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然后靠在椅背上。

“您比我想象中年轻。”他说。

“您比我想象中也不老。”我说，“电话里听声音，以为您五十多了。”

“跑野外的人，声音容易哑。”

服务员端来了我的拿铁，放在我面前。我说了声谢谢，她转身走了。我低头看了看那杯咖啡，奶泡上拉了一朵简单的叶子图案，边缘已经开始消泡了。我没有喝。

“您那个博客，写了多久了？”我问。

“两三年吧。”他说，“想起来就写一篇，没什么固定的频率。”

“那篇关于青龙水库的考察简报，是您写得最详细的一篇。”

“那篇是因为确实拍到了一些东西。”他说，“平时去水库那边，大部分时候什么都看不到。水位高，水下全是浑的。只有那年秋天水位降得特别低，才能看到那个轮廓。”

“您后来还去过吗？”

“去过。但再也没拍到那么清楚的了。”

他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来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了我放在脚边的帆布包上。

“您带画来了？”他问。

“带了。”

他没有接着说“能不能看看”，只是点了点头，像是确认了这件事就可以了。然后他把话题岔开了。

“您在三中教书？”

“嗯。”

“教了多久了？”

“十四年。”

“那时间不短了。”他说，“我以为您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

“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工作十几年之后，不会突然对一个沉在水底三十年的村子产生兴趣。”

我端起那杯拿铁喝了一口，奶泡已经凉了，口感有些腻。

“有些事情，跟工作时间长短没关系。”我说。

“也对。”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转向窗外。玻璃上映着咖啡厅里的灯光，外面的天色比之前更暗了一些，云层又合拢了。

“您昨天在电话里说，”我开口道，“您找过一些当年的移民聊天。他们愿意说吗？”

“看人。”他说，“有些人愿意，有些人一听我是来问西望村的，就直接关门了。”

“为什么？”

“原因很多。”他说，“有些人是真的不想再提——村子没了，亲人没了，提起来难受。有些人是觉得没必要——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村子在水底下泡着，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他顿了顿。

“也有一些人，是不敢提。”

“不敢？”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您去过青平县了，对吧？”他说。

我没有否认。

“去过。”

“见到那个人了？”

“哪个人？”

“您那天去档案馆看到的那个男人。”

“见到了。”

“他让您查了吗？”

“没有。说要介绍信。”

他点了点头，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他没让您查，是对的。”他说。

“为什么？”